非東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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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的掌故学
《今典释词》是王尔敏先生清理爬梳近现代史常用词的一部近著。虽是近著，里面有些条目却成篇于30年前，有此题名而所发表的，最早的也有十馀年了。可谓是经营颇久的学术笔记，以作者的成就和造诣，理应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淘洗。
仅从题目上看其立意，容易想起古人的某些著作，如《经典释文》、《经传释词》等，然“经典”之“典”，乃经籍之谓也，如王先生所说的，“今典”则是近代的“典故”，不仅时代不同，对象范畴也不是同类。又，《经典释文》、《经传释词》一特重音义，一专释虚词，是小学训诂之属。而近现代词语的解释，大多不致动用此类的学术方法，以王先生这样的近代史家眼光看来，其实是一门“掌故学”，强调的是语词的文化缘起、知识蕴涵、历史背景等等，其源流兴废，或许不过数十年而已，但因为近代中国历史话语的多音复义，于其中掇拾若干要紧的词汇予以梳理，便不只是语言学家的工作（《近代外来语词典》之类）。这虽不必称为大建树，却有沾溉学林、启迪后学的功德。以笔者个人读书经验而言，前几年导师在北大开课细读近代学术文章，头一篇即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原学”，有“史多揭家务为艰苦，作‘自裁论’”云云，同学中或不知“史多揭家”为希腊晚期哲学斯多葛派者，强读为“史家多揭”，盖可视为今日学术训练重义理而轻章句的一个缺失。王先生以学术名家之身份，写这样一部书，我们作为后学应当理解和体察他的一番苦心。
此书凡二十章，又补充二章，前四章都属于早期殖民地的新词语，五至七章关注意义抽象的词汇，八章以后分类较混杂，涉及名物、音译、掌故、事件、人物等。若从使用频率上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词语是常见词，理解起来不难，“释词”的意义在于交代其渊源流变，比如“洋商”，本来是指中国商人，而不是来华洋人；第二类词语，在当时能够通行，今天或者已经消失了，属于一定历史阶段里的产物，只有对阅读近代文史资料的学者而言才会有用，比如 “日国”，并不是日本国，而是“日斯巴尼亚国”即西班牙的简称；这两类词语是真正意义的今“典”，而第三类词语，比较生僻，在当时就没有通行起来，甚至唯此一见，主要是一些英文短语专有名称，用一串不着边的汉字译其大概读音，比如“由吝爬雷斯”（Union Parish），或是临时的译述，如张德彝发明的“英国衣”、“法国信”（避孕套）。对于这三类词语的考释，王先生各有得失，请允许我详述如次。
对于意义创生于近世、今天依然流行的词语，王先生大致有两种处理方法。要么以史家掌故学之擅场辨其源流，要么仅举出其“古老来历”。这当然以前一种方法为佳，但近世语词的新义之渊源，因文献繁芜，难以穷尽坐实，究竟谁人最早使用此新词或新义，是一件不好说清的事。但我觉得遗憾的是，以王先生的学力与功底，对很多颇有必要去考释一番的条目竟完全放过了。比如吊诡，出自《庄子》，这在大陆人看来，可能很多都是先接触庄子的原话，再注意到港台学者用以指称paradox一词的，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吊“音的，至也”，王先生没用此说，他的阐发似乎纠葛于对字面意义的想象中，仍然让我们觉得这个词很“吊诡”。再比如“介绍”，因陈寅恪的关系，王先生发现这个词原本都作“绍介”，他举出了《战国策》的例子，但假如按照此书的体例，虽不见得古义和今义相同，那么他至少也应该、或更应该把《礼记·聘义》里出现的“介绍而传命”之例文也列出来的。至于“流行”一词何时通行，“主义”一词在梁启超之前有无人用（黄遵宪即比他早），“政治”一词何时具有新义，这些问题远比古代来历更有意义的（即使论古义，《尚书·毕命》是否该比《淮南子》和《论衡》里的“政治”例文更古？），王先生大多闭口不谈。
还有一些词，王先生有意说明其来龙去脉的，但依然存在一些疏忽。比如“洋船”，王先生说：“洋船就是洋人之船”，“所有西洋商船俱称番舶”，这意思是说：鸦片战争前，洋人的船，叫作洋船，也都称为番舶。把洋人之船等同于欧洲人之船，又等同于番舶，看似明白，实际不确。以前翻阅赵翼的笔记，《檐曝杂记》卷四就有“西洋船”一条，言“西洋船之长深广，见余所咏《番舶》诗”，再去看那首《番舶》诗，有“一载千婆兰”句，自注：番语三百斤为一婆兰。此非泰西权度单位。《宋史·食货志》云：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根据今人的研究，赵翼这里所咏的是巴斯（Parsee）商舶，即居东南亚一带的波斯祆教徒的船只。实际在19世纪之前，欧洲人来华，坐的船很多是巴斯商舶。最早在南海登陆中国土地的葡萄牙人，还往往搭乘中国商人往返马六甲的“沙船”。可见交代“洋船”一词的来历，应该兼顾明清以来的文史资料，钱锺书《容安馆札记》专有一则记清人诗文中的西洋船，就举出不少文献来，比如汪曰桢《火轮船》五古、结一宧（屠寄）《火轮船赋》、吕景瑞《铁舰行》、高兆《荷兰使舶歌》等（当然还远不止这些）。一说起近代西方人就想到船坚炮利，那是至少1820年代以降的事。王先生对“泰西水法”的解释则注意到了明末的文献，那时中国人关注此物是要用于农业灌溉。清人对西学的态度与明末人相比大有退步，出使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徒樊守义，曾将自己的游记《身见录》呈现给康熙御览，里面即描绘过意大利古城的喷泉大水法，康熙对格致算学有兴趣，对这些器物技法类的东西并不见得重视。而乾隆看重泰西水法，是看了一本法国凡尔赛建筑画册所受的启发，想到给园林增添乐趣，更与明末人的科技眼光全无关系。康乾祖孙两代皇帝对洋玩意儿的兴趣点虽不同，却都使得这一水利技术在中国社会没有立刻发展起来。惜王先生在此书未深究明清、康乾之际的这些细微变化。
治近代史料的人，可能要忌讳轻言“最早”、“第一”之类的话，因为往往别人可以找到更早的材料来证明他说得不对。王先生对于晚清海外游记文献使用不足，“自来水”一条要是附带上林鍼的《西海纪游草》（1849年前后）中对美国城市里“沿开百里河源，四民资益”的描绘就好了。“火轮车”一条中说缺乏早期目证之文献，其实补充上罗森的《日本日记》（1854年）和郭连城的《西游笔略》（1859年），便都比王先生所举出的张德彝《航海述奇》要早。王先生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等几种早期中文杂志不太熟悉，没看出来梁廷枏的《兰仑偶说》里的火轮船、火轮车内容实际上是直接或间接抄自《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至于“火轮船”一条所采用的谢清高口述《海录》一书（1820年出版杨炳南笔录本），未必可视为“亲见所记”，因为谢清高航海时间应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六十年（1795）或更早，那时还不可能有很多的“火船”出入美国内河航道。王大海《海岛逸志》的真实性也有待考证。而像“德律风”（电话）这样的条目，如能举出“艳说英伦”的张祖翼《伦敦竹枝词》（1888年）中“少女扶机竟日忙，霎时传语遍城乡。为他人约黄昏后，未免痴情窃问郎”，岂不更为生动亲切。至于“新闻纸”、“轻气球”等，则本可使用的文献有更多、更早的，不过论说的人比较多，便不再一一赘述了。至于格致译语中比较抽象的概念，往往引发后人用以说理议论，反而比器物之名谓更为重要，比如徐建寅的声光化电术语对谭嗣同的影响。以王先生谈到的“原质”一词看，后来梁启超也曾用以议论“新派诗”，至于其渊源，可能像王先生说的那样，“难说出于何人介绍”，但至少徐建寅在《格致汇编》里就用到过（“人身百体皆系淡、轻、炭、养四原质所成”）。至于无政府主义，依约记得晚清使臣的游记中似乎常有记载，假如都用上，这些“最早”、“第一”至少还可以提前个1、20年吧。至于其他有关西方政制的词语，徐建寅、洪勋、薛福成、缪佑孙等人的著述、翻译文献，恐怕也都是不可忽略的。
书中还提到了一些生活风俗史的新词汇，比如“炒扣来”、“冰积凌”，俱出自于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这只能算是一种启发示范式的举例而已。张德彝的前后八部《述奇》，记录了无数西洋各国的饮食，从咖啡、香槟、红酒、啤酒、法国夹心糖至于松露、朝鲜蓟、鹅肝、桃仁奶茶等等，不止于巧克力、冰激凌二种。钱锺书先生对晚清人描述西洋饮食的诗文很有兴趣，《容安馆札记》提到过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一“造雪”条；以及樊增祥的“欲买机轮师造化，郇厨多制唧令冰”。
王先生对近代文学史比较陌生，看到“烟时披里纯”就说最早出自马君武诗（1906年），而忘记梁任公先有著名的《烟士披里纯》一文（1901年。“士”被马君武改为 “时”字，分明是为了应付平仄对仗的要求）。至于生僻到根本不能算是“典”，甚而不能算是“词”的几条音译，我以为不该列入“今典”，便也不再议论。此书由于各篇条目完成时间跨度颇大，故而文风较不一致，有些地方强调学术精神，有些地方带着闲谈随笔趣味，有些地方有垂示后进的口气，有些地方则似乎别有幽怀。偶尔甚至出现一词两见的现象。梁廷枏之“枏”字，写作“枬”是不规范的汉字，这也是学界常犯的错误。若读者可谅解这些遗憾和瑕疵，这部著作还是值得阅读的。

看了报纸版。好看。

最近偶读一些王先生的东西，和你的感觉相近，但没有这么多资料为佐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