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東非西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上现代文学课讲到白话诗的开端，喜欢挑两首胡适之的歪诗念念，顺便开几句玩笑。比如上面这首诗，要叫我分析，我觉得，叫胡先生心里“牵肠挂肚”的，多半就该是——北京的卤煮火烧吧！自从落脚到南方的南方去，漫长的夏天里，常常无明地生起一些狂气来。怪这热天里四处散发出的一股子陌生而又难闻的气味来，读《顾颉刚日记》，他说起本地的饮食风味，充满了怨气，我读的时候一下子就很理解。
当年住万柳的时候，时不时有个哥们儿跳将起来，嚷嚷道：直娘贼，洒家嘴里都淡出鸟来了。遂有一伙乔男女应和着，一同喝道：是是，走，出去吃酒去。打电话，上qq，发短信，留纸条，呼朋引伴，拉上一群人，半夜里找个小馆子。因为都是go Dutch（以AA制为基础，量各人的酒力有所调整），大家都比较轻松，想来就来，来了菜也会下箸如雨。万柳时期，常去的一个是人大西门那边儿的新疆馆子，正宗的大号烤羊腿，烤肉的签子一根和把小宝剑似的；再一个则是长春桥路、万泉河路交口处的一家，名字忘记了，这两家现代文学的孩子比较常去，凑一起使劲互相开涮，逗得老叶把一口汤直接吐戴书记碗里，行船同学打醉拳也是缘起于此，英雄怕见老街坊，这个就不详细说了。还有一家成都小吃，也在万泉河路这边儿，我最喜欢吃他们家的番茄牛肉炒饭，後来搬到畅春新园，还自己坐车来吃过一次。
後2年住畅春新园（听上去像个烟花场所，住起来像个民工棚），靠着北大西门，赶上了已经衰落了的西门鸡翅，那天夜里正在磁福啃鸡翅，听见外面有人嚷嚷说撒贝宁来请师弟吃饭了。有阵子天天去磁福，不好意思了（他们家有个伙计原来是万柳我们楼的保安，因一点儿小事曾跟我发生口角），就去海淀体育馆外面的一家小馆子，那儿也有烤鸡翅，夏天晚上坐在树荫底下十分凉爽。後来戴书记提倡喝粥，海体那儿开了一家粥店，名叫“阿竹蛋”，在第三波书店旁边，服务员比较懒，但是坐在那儿不着急吃东西的话会比较清闲。

先想起来的就是在宿舍周围夜里出来喝酒的所在。平日里大家生活还是比较单调和清苦的，泡图书馆和上课的时候，大都在学校的食堂吃饭，万柳的食堂，我实在想不起来什么滋味了，谁要是不小心吃过一口肥皂，谁还愿意老回味是啥滋味的呢。北大本部的食堂要好很多，我在上海读书三年，回到北方最喜欢吃的就是各种面食。松林的包子、康博斯的水饺，还有面食部的刀削面。吃包子、水饺一定蘸蒜泥和醋，吃刀削面则要剥几瓣蒜，我最爱吃刀削面了，现在想起来，恨不得专程回去吃（这里也有卖山西刀削面的，只不过我尝尝，很想知道他们所谓的“山西”是在东南亚哪个国家）。因为这几家营业时间都比较长，而且端了来都是热的，所以我躲着人多的吃饭点儿，图一个清静安稳。要是老像中午在图书馆旁边燕南美食那样，看着小弟弟妹妹立端着盘子等你吃完腾地方，我能急出胃病来。
“北监”生活，就是太紧张了，导师召集弟子们中午吃饭谈天，教研室里满坑满谷，大家挤在一起扒盒饭，边吃边议论天下大事。我吃饭得看娱乐节目，还得占俩人的座儿才舒服，每次便吃得胸闷气涨，需要晚上再补四个西门鸡翅。故而有时便不去，自己骑车去北大东门，到蓝旗营一家卤煮火烧小店去吃卤煮火烧。记得第一次吃卤煮火烧，我非常之感动，顿然有冯芝生先生体悟天地之境界的意思。那家小店不是很干净，但透着一股子合情合理的邋遢人气儿来，坐在那儿极为舒服，老板问：切几两啊？我说六两吧，即三个小饼子。老板再问：来点儿小二还是啤酒，反正是夏天啤酒，冬天小二。老板从此便不吭声，有外地游客来体验的，老板就会多跟他们聊聊天。吃完了，再嚼着口香糖去对面的万圣看书。书白兄跟我来过一次，卤煮里面的大肠毛肚，他们南人吃不惯，以後就没有再来过。可惜後来我搬到畅春新园，这家店就关门了。改成了一家京东肉饼店，于是我有的时候去万圣的时候，便顺便去吃驴肉火烧。戴书记当年喜欢逛北京的老胡同，雅号“胡同串子”，他知道几家不错的卤煮火烧店，领着我们去吃，有时候我们去琉璃厂、国子监、雍和宫、地坛或北海这些地方，强哥或景运兄也知道几处店家。这些出游的经历，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戴书记没品偏爱“品”，喜欢摇头晃脑，带我去吃月盛斋的牛羊肉，那家是清真老店，200多年了，却是老旧的条凳和方桌，客满不过能坐十几人而已。我们建议先吃月盛斋，再去吃毛肚和卤煮，那样对人家贵教算是尊重。月盛斋的酱牛肉味道太美了，吃下去香到骨头里了，再来一茶碗大小的红果儿解腻，出门走在古老幽深的胡同里，胳膊窝底下夹着刚从琉璃厂买的旧书。爆肚我吃得不上心，任凭戴书记吹得天花乱坠也不买账。北京的老字号，伙计老板都极为低调，没事不跟顾客多招呼，能让你觉得很自在。有的地方，服务太热情，恨不得押着你叫你什么都掏出来似的。雍和宫附近的那家卤煮店，我记得也很美味，戴书记介绍了好几样食物，名字都忘了，但是的确很好吃。後来戴书记闹恋爱、闹失恋，没空儿和我们出去溜儿了。景运兄毕业了。强哥刻苦读书。我也要天天编造论文。就再也没有这种出去游玩吃喝的机会了。嘴巴里再淡出鸟来的时候，只到“阿竹蛋”里喝碗皮蛋瘦肉粥就杯扎啤，啃两根烤鸡翅，而已。

有人把自己收藏的扫描到网上来，我一看，和我小时候买过的完全一样！我的都贴在日记本上了。

我在X大听过两个最荒诞的笑话：其一是某日在Z州校区的班车上，有个中年女老师用M南普通话在向一个年轻教师介绍说，“上有苏杭，下有天堂，苏州、杭州……可我告诉你，其实吃在Z州！”听者如我一样，刚刚从乏味的教工餐厅里逃出来，脸上的愁云未曾散去，听了这话，震骇得呆住了。其二则是上学期期末考试，戏剧专业有个硕士生和我监考同一场，那个老实孩子想必是被洗过脑了，对我热情地说：怎么样，咱们X大的食堂，其实可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了。
我在X大的第一顿早餐，就被害得食物中毒，遍体发热，上吐下泻不止。吃饭的那个食堂叫做f蓉餐厅，有个老师告诉我：其实这个餐厅最好吃。看来我永远理解不了他们的“其实”。我在餐厅旁边住了一年半，一天到晚听见他们食堂在轰鸣，在阳台可闻到飘来的气味。但他们营业的时间短得可怜，晚7点後，你就没的吃了。南PT的“一条街”消失後，X大四周几乎没有小吃摊，这里的孩子真可怜，守着青山、碧海，夜宵只有去超市买饼干。隧道边一个卤味车，镇日被保安追得到处跑。
在上海读书时，自己对于有东西可吃就算是幸福的感觉还并无体会。交大的闵行校区里，有家饮食广场是通宵二十四小时开放的。但我那时就觉得萝卜丝饼、罗宋汤和咖喱炒饭都很不好吃。于是半夜骑车去南门的街道对面，买现炸的臭豆腐和牛肉炒河粉。因为帮同楼层的人带吃的回去，被楼下法学所一个孙子讥笑为“臭豆腐专家”，我脸皮薄，从此拒绝做雷锋叔叔。或者干脆叫哥们儿们坐在楼前的玉兰树下吃喝，我们高声谈笑，有时惊动二楼的人，顺合哥哥笑眯眯地伸出他烟熏火燎的老脸，喊我们去他屋里吃花生米喝酒。认识的人多了，大家都爱秉烛夜游，索性集体出去喝酒。交大对门街上有几家新疆馆子，招牌菜就是大盘鸡、烤羊腿之类，那是聚会的好去处。不过经济所、法律所的人那时大多不跟我们来往，只有陈浩、刘自挥、李际洲、杨晓萍、姚恒衡几个人交流密切。文学所爱热闹的有张栋栋这个活宝。一年级困在闵行，交大又不算真正的母校，大家都有点感觉施展不开拳脚。故而多这种无聊的饭局。有次电视新闻里播宣判李纪周死缓的消息，大家一起为李际洲举杯相庆。那时生活就好像死囚犯的最後一夜，浩歌狂饮中，值得纪念的很少很少。
搬回本部去後，大家开始准备各奔前程。法律所的人组织攒书，经济所的人炒股、市调、替他们“老板”编数据。我们文学所的同学虽然在全院的学术沙龙上大出风头，但都好像没有什么“明道儿”可走。吴浩兄关注起了在沪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麻侃准备律师资格考试，彪哥每天在宿舍写他的“太一文集”新作，我则决定去考博。我们那个楼层有间自由开放的自习室，我每天去那儿读书（开始就给他们研3的人一个下马威我自作主张占了张桌子因为是通宵读书中午起床有个彪形大汉坐在我那儿我便请他滚蛋这哥们儿让了位子後一想不对回来和我理论我就说打架没问题我拿菜刀去就把那厮吓跑了後来听说他读了本院的博士再後来听说他进了精神病院我想和我无关）。因随哲学所侯、张二位去翁先生家听西方哲学史的课，又因跟着包老师读文化研究的新书，那时对西方哲学和理论都充满了热情。更要紧的是张老师每周带着大家读经典，有个早上我第一个到，对老师说：我要通读十三经，老师就笑了，说真是宏愿呀，我自己还不算通读过呢。那时候一睡觉就充满忧虑，担心这辈子书都看不完了。对这种精神上的噪郁，起到很好调整或修补作用的，一个是每周去网吧通宵一次，打cs游戏和qq聊天（不记得是谁跟我说： “你好”，“你是美女吗？”，“出来见面吗？”——那时候，能架得住开头这三句话而继续聊下去的，绝对是凤毛麟角）；另一个则是社科院的早餐。说是七点钟的早餐，可我都是吃完才准备去睡觉的，有次去的太晚，阿姨已经准备走人了，见我来了，便说了一句“饭嘛总是要吃的咯”，就给我端来了铺着雪菜的白米粥和两个包子。直到来到X大，在“其实最好”的F蓉餐厅，天天喝到用剩米饭煮的粥，吃到肉馅发酸的包子，我才知道最简单的饮食也是大有区别的。
社科院学生也享受伙食津贴，而食堂的饭菜又经济实惠，大家都愿意在这里吃。有次下课，午间在食堂排队，轮到前面一位某所的大妈，阿姨问她：侬吃点儿啥？伊鼓着眼睛，努着嘴巴，大喝：“牛肉（发音若‘扭妞’）！”配菜吃啥呢？伊仍鼓着眼睛，努着嘴巴，再大喝：“扭妞！”但是这里花样很少，而且营业时间短。好在淮海中路周边不会发愁没有吃饭的地儿。最常去的是走亲民路线的“大娘水饺”。夜宵则可以打电话叫长乐路新锦江对面的吉祥馄饨送外卖到教室里来。我们对“吉祥”的大馄饨情有独锺，我最爱其中的皮蛋鲜肉馅儿和荠菜鲜肉馅儿，一碗10枚，个头儿十足，才五块钱。淮海路沿思南路拐南昌路上也有一家，和罗亮、麻侃去的较多。2005年夏天我到上海玩儿，麻律师抽身从杭州赶来见面，俩人在理工大学招待所放下行李时已是晚上十点半，异口同声说：走，吃大馄饨去。
我对上海人民热衷的大闸蟹（《姨妈的後现代生活》）全无兴趣，华师大王老师搞读书会，开班那次午餐招待了一人一只大闸蟹。我干脆就直接让给别人了。我热爱的永远是地摊级别的食物，比如生煎和小笼汤包。顺昌路2元一屉的小笼汤包就是最好的记忆了。“饭嘛总是要吃的咯”，可以说是上海人教给我的至理名言，“总是要吃”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想来顿觉得非常之有道理，可不知怎地，这个道理在其他地方似乎都讲不太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