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東非西

其一，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二五二首，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世人多以为豪杰佳人之作，读冒鹤亭《孽海花闲话》，言淮关妓居，皆在旧黄河滩，定庵此诗经文人点缀，读者遂为色飞眉舞，不知其地之龌龊也云云。此说可补入刘逸生注本。龚自珍不居帝乡，不居富贵乡，专好居温柔乡，本也无可厚非，而未通字句而已作倾倒之态，吟诵乃至自我标举者，恐非仅张五常一人矣。又如关汉卿以“铜豌豆”自况之句，好事者亦多引为同调，盖未知乃元俗语称老嫖客之切口也。
其二，图书馆见新椠之川大文史论文，皆以繁体印行，深感佩服。然某作者注中转引《五百石洞天挥麈》书名，“洞天”作“洞無”，想是由混淆无天而来；记前日读山大郭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手民】将“挥麈”误作“挥尘”。此二处讹误与简繁调换之风气俱相关，可以自戒。
其三，郭之《发展史》以现代化为近代史追求之第一义，遂以诗文创新为近代文学发展之第一义，凡标举复古、拟古者俱斥为不足道，甚而言沈曾植诗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好。此与专学饾饤掌故之诗者俱属于俗谛，不可相与言也。近读中华书局合刊本《宋诗钞》，吴之振为初集序，所论颇中肯，可记之于此：“黜宋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诗之全，守嘉隆间固陋之本，皆宋人已陈之刍狗，践其首脊，苏而爨之久矣。顾复取而篋衍文绣之，陈陈相因，千喙一唱，乃所谓腐也。（中略）故腐臭神奇，从乎所化。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唐宋人之唐，唐宋人之神奇也。嘉隆後人化之，斯臭腐矣。迺腐者以不腐为腐，此何异狂国之狂其不狂者欤！”

03年下半

04年

05年

06年

07年

看今年第一期的《万象》，刊登了Edward Hopper（1882－1967）氏的画当封面。不免也找了几幅来凑凑趣。

 1938 Compartment C, Car 293 

 1927  Automat

 

1951 Rooms by the Sea

1930 Early Sunday Morning

1942 Nighthawks

1957  Western Motel

1925-30 Self-Portrait

我打算在此先谈谈我眼中的钱锺书先生【这个题目只有在此算合适，我可不敢谈我眼中的鲁迅，会被骂，我也没资格谈我眼中的茅盾、郭沫若，因为不熟】。
须知小说家的钱锺书之外，另有一个作为学者的钱锺书：他通英法德语、也可以读西、意语，粗通拉丁语，在牛津读书，饱蠹楼（Bodleian），他学一门外语，读书从古典文学源流开始，又好读工具书，百科全书和辞典。有人批评钱锺书根本德语、拉丁语都不行，理由是所用书籍的版本，实属于与英语的对译本。我有个看法：1、替他借书的人不懂版本，“董公”董衡巽；2、国内藏书有限；3、古希腊文确实不懂，但拉丁语似乎可以读，loeb丛书中的钱批；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掌故小说。以上说他外国书的阅读。中文书，钱锺书的《管锥编》清算唐以前的典籍，本来应有全唐文、《庄子》、《礼记》和杜甫、陈与义、李商隐、韩愈，还应有一部西方典籍的管锥编，但没有完成。《谈艺录》是他早年读宋代以后文学别集而写的。钱对近代的别集、笔记也非常熟悉。读书记忆力强，但做学问有的书不能只看一遍，比如佛经。
我个人读书不专尚文学，更不专门于自己目前所在的专业。早年读书不识门径，开始也乱读书，后来一段时间则以《管锥编》里面的10种书作为总枢纽，依次读下去，收获就大了很多。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同钱锺书读书笔记中的不少内容相合，使我再次关注他。李零有句话：把自己的专业当业馀来搞，把业馀爱好当专业来搞，这也是我的想法。敲门砖而已。我实际从事的研究属于近代文学，假如将来有机会倒是可以真的开开这门课程的。现代文学的作品我其实很多年就不再读了，上次课后有同学说现代文学作品根本不好看，我觉得这样的同学有主见，也说出了我的心声。不过，为何我们眼中的现代文学作品不好看，关键还是因为我们力图展现的这个现代中国的文学世界总体就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假如现代文学放入中国传统文学史中去，可以书写的作家不过几位：鲁迅、周作人、钱锺书、老舍、张爱玲而已。其中真正以小说名世的，不过老舍、张爱玲2人了。钱锺书当然写了几篇小说，但他的小说在他的文学世界里面不算最重要的，我更喜欢读他的《管锥编》、《谈艺录》、更喜欢读他的《石语》、《写在人生边上》，也更喜欢读他的《宋诗选注》和《槐聚诗存》，可你会发现这些著作大多不能算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论学之作、旧体诗都很难被现代文学的视野所接纳，但里面没有文学的成分么，当然不是的，若从一个比较没有偏见、或比较所谓“大文学”的视角来看，一个著作家的文学风格是应该体现在他所有体裁的撰述里面的，我们一定认准谈诗经、谈宋诗的论述文字里面没有现代意识、没有现代感觉，我们一定认准旧体诗已经属于老朽的文学形式，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形成这样的看法，当然是我们先把五四时代建立起来的那套现代文学观念的话语当成真理和标准，戴上这个有色的眼镜去看世界。于是现代文学就一定得是白话的，胡适的诗《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不过用白话重述梁祝中的意境。这样就算现代文学作品了？而王国维用文言谈叔本华哲学，反而却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要读钱锺书小说，须知他小说并非其最高的文学成就，要定位其小说的地位或是了解小说的内容，最好也能注意其他著作。
研究钱锺书和研究鲁迅一样，不要专门看此人如何骂人如何讽刺人。一个学问大、见识深的人，难免对世态人生有些不以为然的看法，有些冷峻刻薄的议论，这里面夹杂一些精致典雅的玩笑，算是一个智者的人生智慧。钱锺书的妻子，杨绛回忆她父亲【杨荫杭】跟钱锺书谈笑古今典故甚洽，她父亲问：常那么高兴吗？她认为呢，“高兴”是一种“痴气”的表现：“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这就是为何鲁迅先生要区别清末谴责小说和《儒林外史》这样的讽刺小说的不同。讽刺，古语指婉言隐语相讥刺，《韩非子·八经》：“故使之讽，讽定而怒。”后人解释：不以正言谓之讽。刺呢，有点揭发、刺激的意思，因为只是讽，太委婉了，别人都看不出你的意思了。像司马相如写《上林赋》，本意希望皇帝不要那么奢靡，结果花了很大的篇幅在描绘宫城园囿的宏大壮观，皇上看了还很高兴，所以后来扬雄就批判他是“劝百讽一”，没达到效果。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标举小说有四种功能：“熏、浸、刺、提”，这个刺就是讽刺了，强调还是要揭发出来，要刺激到痛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儒林外史》认为“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真正算是第一部讽刺小说。而议论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鲁迅说：因为当时社会的内忧外患，纷纷显示出清廷的无能，大家都有要抨击的意思，于是“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换句话说：谴责小说只是冷嘲【专制使人冷嘲】，讽刺小说则是热讽【里面包涵了对人生丑恶面的悲悯心】。钱锺书的《围城》，就是这样的讽刺小说杰作。

《围城》的版本。

《围城》的内容简介。

小说的题目。“围城”之名源自书中人物对话。这其中当然包涵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钱锺书写《围城》时，是在上海后不久，构思围城则是在蓝田国师的时候，之后1941年钱锺书离开湖南，从广西走海路到上海。杨的父亲，杨荫杭先生时在是校兼课，遂将课任交于钱。《围城》是钱先生在上海时候写完的，“围城”一题，未必不是从上海沦陷区的现实环境中萌生出的构想。这个设想是有道理的，后来日本人中岛长文1980年代访问钱锺书，问围城之名的由来，钱锺书就把《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里鲁仲连的一段话给他看：这话原来出自《战国策·赵策》的，鲁是齐国义士，游侠到赵国，当时邯郸被秦军围困，有人劝降，鲁坚决反对，平原君有个门客是劝降者，曾疑惑于鲁的动机，问他：“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若围城之中而不去也？”日本人后来很忌讳这个中文名，翻译的时候改作《结婚狂诗曲》。因此读《围城》，除了知道有一西方的出处，还要知道另有一中国的出处；除了知道有爱情、婚姻、人生的围城之外，还有一个国家社会的时代背景。

小说的主题：爱情的无奈？婚姻的悲哀？人生的苦闷？知识分子的处境？
巴金《寒夜》的喜剧版。
《百合心》（le coeur d'artichaut）从小说命意上看，围城是堆积包围一个东西，而百合心则是在层层剥除一个东西。可想知钱锺书对人生的最终认知是悲观的态度【与夏志清语，大处悲观，小处乐观】，最终也就不写了。

《围城》的人物。
真实性，与钱锺书【他也是留学英法，自法国坐船返回。杨绛与他一道回来。当时已有一女，名钱媛。钱基博与方遁翁有相似处，《我们仨》里记述老先生给钱媛起名字的一幕，可在小说中找到一些痕迹。】
与他身边的人【去蓝田国师，同行的还有徐燕谋、张贞用、邹文海等四人（钱、徐、张俱有诗作纪行，有些感受还被写到了《谈艺录》中）。这个学校才成立不久的时间，但是一切建设和人事都不是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现在有人做了详细的考证，认为钱锺书父子在这里的工作读书生活都还是很适意的。】、与同时代人的关系【钱离开西南联大，也有被迫的原因，除了父命，还有就是西南联大清华外文系的几位先生与钱的不睦，叶公超、陈福田，钱锺书是西南联大中最快破格提升为教授的青年才俊，难免招来他人嫉恨。吴宓对于清华迟迟不续聘钱锺书的事非常气愤（见《日记》和女儿回忆）。有一个传言，谓钱锺书曾议论说：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后来很多人都出来澄清说钱没有说过，吴宓是钱锺书的老师，他们关系很好。但这传言透露了几个信息，一是钱锺书的恃才放旷是众所周知的（横扫清华图书馆，对他父亲的批评：读书太少，熄烛演讲），第二，这种狂言也许在心底纯善的吴宓那里不会产生影响，但难免在其他人那里不产生仇恨心。许渊冲先生后来也谈到过这个传言，他认为话是有道理的：叶公超与《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全译本）》，吴宓不懂现代文学，陈福田美国华侨耳】。

虚构性，游戏的笔墨。人名与性格上。
【方鸿渐】，《周易·渐》：“鸿渐于陆”，说他留学海外归国；九三之爻：“夫征不复，妇孕不育”。说的是初组成家庭时的一个悲剧。【小说第八章，赵辛楣：“孙小姐是不是呕吐，吃不下东西”（当然是假象）。结尾：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简等鸿渐回家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
【孙柔嘉】《诗经》：“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御夫之术，最初的单纯、天真都是引诱的手段而已。
【鲍小姐的得名，据杨绛，“鲍鱼之肆是臭的”，《孔子家语》，“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赵辛楣，钱大昕字。董斜川，苏轼子苏过，号斜川居士。曹元朗，陆德明（以字行，元朗其名也）、何良俊字。【不见得有具体的涵义，稍微带有对附庸风雅者的一点讽刺。游戏笔墨耳。】

其实他小说里面具有讽刺效果的话题，很多今天人看来其实都可以接受的。比如方鸿渐开讲，言西洋文明最早进入中国者不过梅毒、鸦片二物【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前者也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深刻的，只不过把他弄在一个找不到讲稿的尴尬处境下，再加上台下一群卫道人士的正襟危坐才显得好像很可笑了。
【方鸿渐到了欧洲】，王重民、向达、刘半农、陈寅恪、季羡林、陈寅恪、薛学潜、傅斯年。借助岳父家资金出国留学的，邵洵美【佩玉锵锵，洵美且都。】虽然方鸿渐没学历，但他时不时提到的一些书，讲起的一些见识还是让我们会感到惊讶的，不光有德文、法文、英文的书，也有他父亲传给他读的《问字堂集》、《癸巳类稿》、《七经楼集》、《谈瀛录》。《容安馆札记》里面多条读书笔记。《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对苏文纨【苏蕙能作回文诗，《璇玑图》，工巧的古典才女，现世人生的悲哀】的讽刺。《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博士论文。
曹元朗的新古典主义白话诗，或在讽刺叶公超【中西诗歌比较研究，提倡新古典主义，文章主张有类似处，圆脸】。
褚慎明。许思园【许珏之孙】，《人性及其使命》。
【董斜川】后面有段诗论，其实是很精彩的以同光诗人的眼光写出的文章，“陵谷山原”的说法很有概括性的，《吴宓日记》：指冒效鲁，冒鹤亭之子，钱锺书好友【槐聚诗存20多首写与叔子，夫人贺翘华善画，钱曾为其画册作诗】。冒辟疆之后人。同文馆俄文馆毕业生，后精通数门外语，30年代在苏联做过外交官。
“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这是小说艺术的一种魅力，也许并不是多么深刻的东西，但给予我们读小说的人很多乐趣和谈资。“假到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里的这副对子包涵很多说不尽的意思。
当然，《围城》小说中的种种真假虚实并非全然是游戏文章。因为一种看似轻逸、嘻笑的东西背后，往往还是寄托有精心结构者的一些深沉的关怀的。《围城》里的这些人物，多多少少都带有近代中国社会中面对中西文化交流时的一些特别典型的历史面目。已经有学者指出，作者以睿智的语言，包裹了新旧人生观、中西思想学术文化之间多角度的对话和比较，这主要体现在修辞的层面，而这一特点其实后来在《管锥编》中真正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和发挥。
至于那些有些丑化的喜剧形象，钱锺书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地显露出他有点刻薄的笔调，这是年纪尚轻，才气横溢的表现。大多是常人觉得无所谓，甚至还很推崇的东西，在钱锺书眼里变了价值，失去了表面的浮华光辉，展现出其内在的深深可悲可叹和可笑之处来。尼采说哲人有两种：一种从上往下看的，一种从下往上看的，钱锺书属于前者，难免有点倨傲不群，也难免受到很多人的侧目。这才是讽刺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不该太强调其中对原型人物的影射，而应去注意这是一种人生的现象。《猫》，林徽因、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杨步伟（赵元任夫人）。诗经里面说：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我者谓我心忧。杨绛说《围城》里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绝对是知人之言。

现代讽刺小说的同主题作品。婚姻：老舍《离婚》，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对人生的针砭：鲁迅《阿Q正传》、《幸福的家庭》，萧红《马伯乐》【并不擅长于讽刺和幽默的作家】，老舍《二马》；战乱中的知识分子，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新儒林：鲁迅《肥皂》、格非《欲望的旗帜》【思想贫困时代知识分子操守所经受的挑战】、叶兆言《关于教授》【写老教授暮年的人生境遇】、现在流行的《小世界》。宗璞《东藏记》，反击钱、杨之作【尤甲仁、姚秋尔】，“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围城》的特别在于钱锺书读书非常多，学问特别好，能高出别人去。否则讽刺的力度或许只是博取读者一笑而已。
夏志清，英国小说家Henry Fielding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 a Foundling，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比如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方式、讽刺人性的笔调、编造明喻similes的本事，钱锺书对这个小说很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围城》小说中的议论大于叙事，讽刺、幽默，冷峻地观察和针砭人性，这些都是英国小说传统的特点。

近日得京师故交之助，陆续收到一些新出的书。最感欣悦者，一是北外纳忠先生主译的那套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最后两册，一是传闻已久的《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
这两部书都是全8册。重新翻看纳忠先生在第一册中译本的序言，可知此分册的翻译始于1950年代的《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一书，至今日译毕，已近半个世纪。古来穆斯林学人有汲汲向学之心，他们总训示后人即使真理远在中国也要勇于跋涉寻访，于是“语言学家跑到沙漠中游牧人居住的地方收集语言文学素材。圣经学家云游四方去收集圣训。文学家为了向各地文学家求教学艺，他们的足迹遍及伊斯兰国家。学哲学的人跑到君士坦丁堡等地寻求希腊书籍以便进行翻译”【第三册，第66页】。欧洲文艺复兴初兴，其新学萌生和古学复苏，多仰赖于中世纪阿拉伯学术文化的西传。现在看到的第七册即专论安德鲁斯【阿拉伯人谓西班牙之名】时期之学术文化。我喜好收集Hakluyt学会出版的游记著作，其中著名的伊本·白泰图即出自此时此地。
听说有《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之翻译计划，始于我在网上搜索的张竹明先生传记资料，今日拿到这套书后，除装帧美观、字大页松外，各卷译注也都觉得详备，索引也做得很用心。惟有美中不足的是，既然称作全集，何故不收各家之残篇？既然不收他家，何故又惟收米南达之残篇？既然收米南达之残篇，又何故不收埃、索、欧、阿四家之残篇？读张竹明先生所译6册之序，多不言所据之底本，又谓曾参考他人由英俄译本改译之中文，此方式甚觉不太可靠，然还须日后细看才见分晓。罗念生先生亦有译全集之想，今据其全集及其补遗卷所见之名目，索福克勒斯悲剧译成凡五种，未译Ajax、Philoctetes两篇；阿理斯托芬喜剧译成凡六种，加上周启明所译之《财神》、杨宪益所译之《鸟》，未译Pax、Lysistrata、Ecclesiazusae三篇；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德斯两人的全本剧作之前全有中译本。不过第一卷仍是有价值的，因为是王涣生先生翻译的埃斯库罗斯，比原有的那个中译本全集对我吸引力更大一些。王先生另外负责第八卷米南达喜剧的翻译，此作者之中译所见惟《古怪人》一篇，盖多为残篇，难识其全貌耳。王译本所据为loeb丛书之古希腊文【第三册出版于2000年，此前常见为Edmonds氏所编之“The Fragments of Attic Comedy”希英对照本（Leiden，1961），第三卷有米南达之专册】，虽译出部分佚名残卷，但规模仍稍逊于loeb本。他人残篇亦夥，日后若有心之人能悉心译出，方不愧此全集之名。

【选录刚刚完成一章的最后一段，以纪念又翻完了一编。】

在波爱修斯执政罗马（510）不过两年之后，普理西安在君士坦丁堡颂扬着东方的皇帝（512）。在此两事件之间有克洛维斯的谢世（511），在此七、八年前，波爱修斯曾应忒奥多理克帝之重臣卡息奥多儒的要求，为这位君主挑选一位娴熟的竖琴琴师。波爱修斯卒后（524）又二年，忒奥多理克帝驾崩（526），同年普理西安的语法学著作出现了抄于君士坦丁堡的副本，现存所有之手稿都延承于此本。罗马时期的终结以波爱修斯的去世为标志；而普理西安的宏著由他的学生在君士坦丁堡而非罗马誊抄传世，预示着学术史的拜占庭时期之开端。普理西安的原本抄毕又二年，查士丁尼帝在登位伊始，就关闭了雅典的各所学校，大约与此同时的西方世界里，卡西诺山的修道院在阿波罗神坛的墟址上兴起。当我们从阿波罗神坛墟址走至卡斯托尔山Castle Hill，途中总不免思绪万千，俯瞰禁渔区之修院和斯奎拉刻湾，追想卡息奥多儒遣费馀生33年之光阴，训导其僧众成为全神投入的钞书人，而他漫长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之结尾，是从普理西安之篇什中择其佳者所作的摘要。由此，我们感到，我们已然将罗马时期抛诸身后，我们已然站立于中世纪的边界上了。

去q省开会，被人家当作教授迎接，接到了发现是个毛孩子，窝了一肚子火。他们领到宾馆，招待我们喝该地第二等名酒，小酒盅在我们山东人看来简直是儿戏，他们东道品得倒是有滋有味，脸上也有颜有色的。看我一口扪一盅没咋地，还冲着他们微笑，更火了。第二天开会，纪念已经算是该省清代最著名的三位大文人学者以及其灰不溜丢的列子列孙，来了很多当地的翅子，都把文化蕴涵吐着唾沫往自己脸上粘。当他们唱名，念到与会的外地学者中有来自福建省的代表时，北师大的一个老乡冲我狂乐不已，我自己也乐：哦我代表福建了啊。会后政府大员请大家喝当地第一等名酒，我这样的喝了也没觉得啥特别，还不如小二呢。又随大家去看那个历史大人物的故居，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终于到了，看了10分钟就看完了，要是放在江南水乡，谁都会觉得这宅子顶多算个富农，但与周围的居民建筑比较一下，大家都不得不感叹那个人物太会敛财了。临走时政协的人突然逮到一个抗锄头下地的汉子，告诉我们这是那个大人物多少代的倒霉嫡系孙子，北京来的那帮哥们儿很不厚道地扑了上去，轮流跟人家单独合影留念。回到车上还一个劲儿说：今儿见到活文物了。随车跟了四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这架势使得沿途黎庶纷纷侧目呆看，我们车上一政协大妈，十分激动地在那里叫：汽车躲开，都给我让道！——想必是权力欲望得到极大满足，我看她的样子很想上去拍丫一板砖。他们q省我唯一读过其书的那位老先生在会上过来跟我说：因为他们本地的教授都要发言，就不要你发言了。我大喜，不动声色地说好极好极，我多向各位先生学习。有个上海教授看出我有点城府，过来跟我推心置腹，说看你绝非凡品，想了解你的学问。我随口掰了几句，他表示欣赏，又谓上海有些学者一直不受政府重视云云，我听他越扯越淡，越扯越反动，就索性默然。
会后是伟大的国庆节，渡过了一段宁静快乐的日子，每天看云看海，赏花赏月，不亦乐乎。
文江师来信，道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只能算是敲门砖，他时时刻刻提醒我为己之学，此恩何当以报。

前几天去厦大某风书店找《小仓山房诗文集》不见，终于下定决心走进图书馆。厦大的藏书不算齐全，但是基本的必备书【全部开架】很好找，这个在北大就是不容易做到的：巴尔扎克全集第一卷，全唐诗第一卷，这些大部头总也不知其第一册被那位发愿要读书的孩子借走了。第二册间或会有，但明显没有第一册那么破旧，越后面的越干净——足以证明北大真读书的也未必多，妄人较多耳。厦大的这些书都很全，一般两本第一册都在的，这就令我很安心。他们摆书的方式有点奇怪，比如意大利文学史的中文本会和意大利文的作品放在一起，罗念生的希腊罗马作品选旁边就是几部牛津古典丛书本的维吉尔和阿理斯托芬，一本loeb的色诺芬次要作品集。我此前还去过漳州校区，那边的图书馆比较摩登，宽敞光明，很多图书都是备有数册副本，令人心情顿然觉得和缓舒畅起来。正好最近要查阅《江苏诗征》，发现古籍部有此书，另外要看的几种也有，便觉得很满足。
最近这段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去鼓浪屿一趟，来回都要乘坐5分钟的轮渡。那里的海风很凉爽，环岛的小路幽静清雅，彷佛时间都终止了一样。这里没有机动车，走入曲折的巷陌里就好似走入某个不知年月的生活场景去，演艺学校里小提琴演奏的是《良宵》，浏亮爽逸的声音和着晚风抚在人们的发肤之上，这个感觉十分美好。坐在晚归的小轮船上，寥寥的乘客，却是一团祥和与随意，背景音乐是吴宗宪闽南语歌《三瞑三日》，却丝毫也不会觉得吵闹，眼中所见的大海发着暗红的光釉，怪道荷马会赞美爱琴海是酒红色的，实在有理。

其一，读周越然《言言斋西书丛谈》，初觉此人甚博学，继而发见多为道听途说耳。如记西人中指之禁忌引Martial、Seneca之言，记Satyrion之催情引Dioscorides、Pliny之书，记Ambivalence（译作“恩逼勿论”）引Catullus之诗俱是也。文中人名书名复多误写，如Saintsdury、Gatullus、Suitas等。民国人未能出国留学而引及Suidas，不免令人称奇，且看其所引之作家名曰Miletus，故而可知误将地名作人名矣。周公读书所好专在男女之事，所读西书惟涉及桑濮之掌故为最多。译古罗马作家Petronius之Satyricon，作“比土牛”著《耍得力空》（注者谓Satyricon意即“色情狂”，颇颠倒词语之源流始末），且读此书甚详，《狂奔而归》、《以死者易生者》均系转译自其中。《“莺不登”》一篇言impotent之病症，方知蒋维乔亦犯此病，其所著《静坐法》中有提及此者。《雌暴》一篇，提及Sadism之中古代表为日耳曼修女Roswitha，所著剧本多关乎性之强暴主义。《画眉》一篇当出自Plautus之Mostellaria一剧，有杨宪益译本，题作《凶宅》。
其二，《庄子·齐物论》：“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弔诡”。今台港海外之所谓汉学家好言“吊诡”，流风所及，颇成习语“假杠”（Jargon），亦可谓“侨词来归”矣。陆德明《释文》云：“音的，至也。”然读若diao诡者，亦非全错。昔日尝问此字于文江师，师笑答：“diao诡也可，那么就是悬而未能解的意思呀”。
其三，钱穆《经学与史学》谓“六经皆史”之“史”，乃指古代之官学，而非后世之所谓史学之史也，并引《文史通义·史释》为证据，可参阅宾四先生《中国史学名著》相关论说。
其四，译书涉及五、六世纪东哥特长寿之博学名臣Cassiodorus，此人善作华辞锦句，尝自辑公牍文书都为十二卷巨册，名之曰《杂著集》Variae。所见有Hodgkin氏所缩编之英译本，亦洋洋近600页，历来学者多批评其文风夸饰艳俗、闳肆迂阔，且好述寓言于公函中，涉及鸟兽鱼虫甚多，惜多为Hodgkin氏所删略，未能与中土文士之策制檄令相发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