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東非西

从Punch合订本上找来的。补《文学中的力》所引。

"I shouldn't cry if I were you, little man."
"Must do sumfing【犯傻】; I bean't old enough to swear."

近读刘福根先生所著《汉语詈词研究——汉语骂詈小史》，对中国文学中“骂人”的修辞学历史得到一个总体上的观感，也基本上印证了我们一般读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这一类修辞的基本看法，即先秦至于唐前中国雅言文学里的骂人话几乎不存在秽语，而唐以後因白话文学的繁盛而由书面文字见到当时泼辣生动的市井语言之力。刘先生在著作引言里先将该书所研究的“詈词”与各类秽语、脏话加以分别，以突出詈词的恒久性和固定性，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言传统及白话文学的边缘地位也不无关系。80多年前，鲁迅作《论“他妈的”》，亦谈到中古时期门第阀阅之衰落，以及唐以後“奉夷狄为帝王”、“拜屠沽作卿士”的世风之变迁，由此点出“国骂”发生史背後存有贩夫走卒对麒麟皮下的暴发户之反抗意识，又进而批判其中“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馀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的卑劣心理。相比之下，上古至魏晋的经史文章中无非“役夫”、“奴”、“竖子”（刘先生所谓身份类詈词），更厉害的“老狗”、“貉子”（禽兽类，刘先生还提到唯见于《论衡》的“蜘蛛”），再激烈些，涉及到对方的父母的，也就是“而母婢也”、“赘阉遗丑”；鲁迅所举《广弘明集》中的“何必姓王”，怀疑到对方血统的纯正，已经算是极为禁忌的语言了，可这材料偏偏出自于佛教的文献。
《说文》里将“骂”、“詈”二字互训，称“詈”字的含义是“网罪人”，有罗织恶言以加之罪的意思，至唐代重心已由斥责转向了辱骂（参看《汉语詈词研究》小引）。这或许有悖于“修辞立其诚”的儒家之道，孟郊诗中所云：“詈言一失香，千古闻臭词”，可见不是洁身自好的士大夫肯为之的。1913年的Punch上登载了一幅著名的漫画，一位老妪附身问伤心的小男童何故而哭泣，男童答：“因为我年纪不够大，不能咒骂”（见于《脏话文化史》）。这或能说明，恶语相加，或许并非人之天性，但确是生理成熟之人的语言排泄物。这些难听的话涉及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种族等方方面面，不见得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方式，却总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恶劣情绪的疏通管道。由于士大夫讳而不录、甚或改造为书面套语，则使得我们对于六朝以前人如何宣泄其恼怒的语词所知太少了，也使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雅”的姿态下失去了“俗”的力，近见有人考证方言中的古语遗产，如拈出“州”字来大作文章（偏偏又牵涉到了鲁迅），与以上认识恐不无关系。
从西方“Rhetorica”的学术传统来看，斥责也好，辱骂也好，其中所使用的恶言秽语，终究属于语言表达的技艺，西人古代的修辞学著作里常涉及庭讼、政见指斥之类的演说词，难道里面尽是冠冕堂皇的正义和条分缕析的理智，亚理士多德不也说引起听者的羞耻情绪也是必要的么？不过，古希腊人的羞耻观可跟今人不同，甚至和古罗马人都不一样，古希腊语里根本没有淫秽这个字眼儿，因为他们觉得人性情欲都是天然本质的，故而不存在什么性禁忌的耻辱感。一个古希腊人在宴会上不会提及“πέος”，并非觉得不净，而是因为那东西本来就暴露在外面呢。阿理斯托芬的剧中人物全家外出时教奴隶挑着阳具形状的旗竿，张竹明先生翻译的古希腊悲喜剧全集里，不慎将ph错读作d，φαλλὸς变成“德洛斯”，真教我们不知道何“德”之有。阿提卡旧喜剧里太多语涉禁忌的脏话了，这倒是古希腊人特有的风景，从留下的不多作品残篇看，已经颇为可观，诸如δορίαλλος（外阴）、κύσθος（外阴，有时指海中的一种可作染料的物质）、ἀηδονίς（夜莺）、ἀσκός（皮囊）、λειμών（草地）、ὄγμος（犁沟）、Σινδικὸν διάσφαγμα（辛地科斯之裂谷，典出希罗多德，iv 86）、χοῖρος（猪仔）等，居然都是用以指称女性生殖器的字眼儿。古雅典男风炽烈，男人们对话间常直接拿此兴趣开玩笑，罗念生氏所译阿利斯托芬《蛙》一剧里，狄俄倪索斯说他从克里斯塞尼斯的船上回来，赫剌克勒斯便立即抓住这个“包袱”，问他“你也去打海战了？”原文就是καναυμάχησας一个字，本意是以战船首部的撞柱摧毁敌舰的“撞击战”，当时的观众听到这里想必都可以会心，而接下来狄俄尼索斯回答说“我们击沉了十二三艘敌人的战船”，便能令人大发一噱了。同是《蛙》这个剧中，埃斯库罗斯反击欧里庇德斯的序诗为乏味，且奚落说其短长格诗行第五音节之後停顿太多，并得出一个滑稽轻浮的结论，谓如此出现停顿或允许这类语法结构的韵文俱“损失了他的小油瓶”（ληκύθιον ἀπώλεσεν），Lekythos原意指细颈长身的希腊油瓶，学界多以为此处为男性器官的代称（新近学者又开始从辞例角度否认这个观点可靠性，但这也许忽视了秽语产生的临时性语境），于是欧里庇德斯的悲剧措词在埃斯库罗斯的奚落下失去了崇高感。
我们发现，中国早期文学中的詈词往往不是秽语，而古希腊文学里的秽语往往也不具骂詈的意味，阿理斯托芬将村言野语托于神祇、文豪之口，更多在于戏谑的修辞效果，博君一笑而已。罗马人较之于希腊人更明白“羞耻”一义，詈骂之目的，即在于唤起对方这种受辱的感觉。与家庭为主题的罗马喜剧不同，阿理斯托芬的作品中充满了公共场所的事件和对话，而诟谑之语岂能进入女主人主宰的厅堂之上，因而需要另寻蹊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被後人封为拉丁文学家的重要前辈，他的诗集最近出版了中译本（李永毅译注），译者在序言中谈到罗马诗歌将性和政治结合了起来，实际上就是以指涉性隐私的语词作为社交中的詈骂语言，由而使得詈词和秽语成了一回事。细读卡图卢斯的作品，发现其中充满了污言秽语，如称“伟人”庞贝是鸡奸犯（cinaedus Romulus），称Volusius的作品为“粪污纸页cacata charta”，看不惯某个叫Egnatius的人，嘲笑此人因牙白而终日欢颜露齿，以致于在人家丧礼上都乐开了花，继而揭示其牙齿雪白的原因，使用的是罗马人骂蛮族常见的脏话：每早起床喝小便漱口。我见北大图书馆收藏早年的哈佛版洛布古典文学丛书，昔日的编辑先生们曾大作删略，尤其是第97、98两首，因出语太露骨，触犯文明之禁忌，更是一度被彻底取消了译文【新版的Catullus则恢复了原貌】。在此也译出第97首（翻译时未见李氏的中译），以便读者由此了解其风格： 
求众神助我吧，我老搞不清，
蔼密琉斯的味儿出自嘴巴还是肛门，
上边不见得更洁净，下边也不致更脏，
到头来反是肛门清洁优雅些，
至少它没牙，而他嘴里的板齿有一脚半长呢。
这人牙龈上积了有一车的粪，
还有股骡子牝处尿湿的恶气，
怪不得总是热烘烘的。
此人常交媾，便觉得自己俏皮，
就差没把屁股捐给磨房去当差役。
哪个妞要是摸了他，咱们谁能说她没打算
去舔死牢刽子手令人作呕的屁眼？
简直有些丧心病狂的模样了。而继承了他某些字眼儿（比如irrumatio）的警铭诗人马提阿尔也同样沉浸于以秽语辱骂他人的文字中，他的作品短小精悍，有时咒骂起人来即使不怎么使用脏字，却一样的具有杀伤力，看他这首不过两行的诗（iii 80）：
阿琵齐乌斯你没有非议他人，
可流言都道你长了条恶舌。
这里所谓的恶舌（mala lingua），当时的罗马人都明白其含义，即谓阿琵齐乌斯作为男人而为同性口交，算是极为狠毒的詈骂修辞了。马提阿尔反复以“nihil negare【你是来者不拒】”羞辱他人（如iv 12，xii 71、79，最後这首提到了fellat一字，揭露对方给男人“口交”），有人和他的情妇通奸，他便威胁情敌：一旦教我抓到你，你就没空讲话了（iii 96），意思与上面的例子是一样的。
希腊罗马文学中这股活泼鲜辣的嘻笑怒骂之力，我们在宋元以後的中国文学里才看得到一点儿类似的东西，象《南村辍耕录》引金方诗“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坚瓠五集》引张伯雨诗“门系龟蒙放鸭船”等俱是。《窦娥冤》中有“歪剌骨”，《西厢记》中有“驴颓”、“弟子孩儿”，《水浒传》中有“马泊六”、“直娘贼”、“咬虫”，《红楼梦》里有“爬灰”、“几巴”、“攮”、“蹄子”（当时妇女的裹足“相当于女性的第三性特征”）等语，俱是俗到了底限，尤其《醒世姻缘传》里“放你家那臭私窠子淫妇歪拉骨接万人的大开门驴子狗臭屁”，可谓叹为观止。以上所引宋元以降的文学语料，都出自《汉语詈词研究》，刘先生没有谈《何典》这部奇书，因小说以游戏文字结构故事，语词鲜涉詈骂，不过里面借用了很多江南地区的亵词秽语，实可移作诃诟之词看的。
谈到《何典》，又绕回到了鲁迅，他为刘半农标点本初版作题记时，便对友人删略俗语、“空格令人气闷”的士大夫气表示不满，就是因为他欣赏“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将“大成至圣先师”翻个筋斗的极大魄力。嘲讽蕴藉端正的士大夫文学传统，当然受到“新文化”诸公的欣赏，开篇小曲《如梦令》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已足令吴稚晖大为倾倒。後翻阅钱锺书先生《容安馆札记》（第2则），引英国剧作家、桂冠诗人Thomas Shadwell的“Words are no more to him than breaking wind. They only give him vent”【渠视言词无非放屁，乃发泄之出口耳】云云，以为是西籍中仅见如《何典》卷首一词结句者。故看似游戏之处，实则包含了最大的谑骂。

《上海书评》刊登了对席代岳先生的访谈，主题是他所翻译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文末席先生提及大陆读者对他译著的意见，其宽容的气度令人感佩。此前，我在网络上随口发表了对此译本的诸多“牢骚话”，我原以为席先生正当壮年，现在才知道却是一位年逾七旬的长者，从人际交往的礼节上说，“牢骚话”显得太造次。不过，学问商榷原不受身份地位、辈分年纪的拘束。若不是以网络言词或读者心绪的交流方式而发言，而是抱持着平等、客观的论学态度，重新审视此译作，我还是愿意提出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一些看法。
须知爱德华·吉本涉及的参考文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在学术界已不是新鲜、前沿的东西。象Bury、Jones的晚期罗马史、Vasiliev的拜占庭史、Runciman的十字军史，都比此书更精细严谨，此外有关东西交通史、古典学术史、科技史等等内容，更有大量的新资料、新成果。目前国内专业人士不肯致力于《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全译本，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吉本此书在西方仍有经久不衰之价值，成为文史学问之经典著作，原因在于其中处理繁琐历史现象的史学家之视野、洞察人类精神本质的哲学家之睿智以及文词华赡优雅的文学家之笔法，因而翻译此书依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于翻译来说，史家视野或许是最容易传达的特点，因为纲目结构很少会在全译本中走样。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史家视野不仅仅是排兵布阵，它也会渗入到细节的字句中去。纯粹的英文文词如何翻译得惟妙惟肖，却是我不敢妄加议论的，之前读到吕大年先生批评国内某节译本论基督教部分的文章，觉得他立的翻译标准很周全也很具体。我主要关注于其传译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席代岳先生的译笔往往不能达到历史著作的要求。这可能即是陆扬先生批评其与史学文字的严密性的隔膜，也可能还不算是。译文失真之处，随手翻来，立刻可以举出若干例子（据说出版简体字版时曾邀请国内学者校改译名，故而下面所引文字已和席先生原译本不尽相同，但我翻阅时读来问题仍比比皆是，所见不止以下这些）：
元老院还要奉承帕拉斯和那喀索斯。（卷一，页57注释4）易生歧义，以为元老院在敬奉两位神话人物，而原文作the senate paid court to a Pallas or a Narcissus，意谓去奉承“某位”帕拉斯或“某位”那喀索斯，这两个名称乃是男女幸臣的代称。
有关拜占庭对抗比提尼亚国王高卢人菲利普的战争，我们不相信真有其事，古代的作家，出生在这个壮丽的城市获得伟大的名声之前，就运用奉承和虚构的手法，写出这段历史。（卷二，页2注释2）原文为“With regard to the wars of the Byzantines against Philip, the Gauls, and the kings of Bithynia, we should trust none but the ancient writers who lived before the greatness of the Imperial city had excited a spirit of flattery and fiction”，此Philip系指古典晚期威胁希腊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亚历山大大帝之父），和高卢人没关系，和卑提尼亚诸王（其王国建立在亚历山大大帝身後）也没关系。继而所谓“我们不相信”者，也不是指这些战争。本句当译作“有关拜占庭人反抗腓力、高卢人和卑提尼亚诸王的历次战争，我们只会相信那些古代的作家，他们那时还没有帝都之宏大气象以激发逢迎和虚构的灵感”。
这位历史学家的叙述过于华丽和修饰，因而经常受到批评，这条河几乎把亚历山大给淹死，他有必要加以描述。（卷二，页299注释3）按照席先生删去引文注释的体例，这条注文所标的文献被省略不译，但是“这位历史学家”即所删的Quintus Curtius之名，在正文并未出现，后半句，原文作“Yet it was almost the duty of the historian to describe a river, whose waters had nearly proved fatal to Alexander”，意思是说虽然对此史家夸饰之文词多有指摘，但描绘此河（Cydnus）几乎成为此人之本职（谓其著作虽多不当，唯此尚可取也）。译文将“it was almost the duty”翻作“有必要”，等于掩盖了吉本对该史家的评价。
马菲对哥特人的偏颇行为有浮夸不实的记载，他有意大利贵族的身分当然会痛恨这些蛮族。身为平民的穆拉托里屈服于哥特人的压力。（卷四，页10注释2）Muratori是17世纪的学者，他如何会屈服于古代的蛮族？看原文是Maffei exaggerates the injustice of the Goths, whom he hated as an Italian noble. The plebeian Muratori crouches under their oppression. “出身贫寒的穆拉托里”屈从的是意大利贵族们的意见（对哥特人的仇视）。
希腊人不谙军旅之事，骄傲的哥特人把这个称呼当成藐视之辞。（卷四，页148）原文作the unwarlike appellation of Greeks was imposed as a term of reproach by the haughty Goths，应是傲慢的哥特人将不谙军事作为藐视之词加于希腊人身上。
（希波克拉底）他非常喜欢用七这个数字，像是每年两个星期，或是七百天等等。（卷四，页245注释2）two weeks of years是14年的意思。同注中“希腊人用十四岁还有更不便说出口的原因”，这是道学家的口气，而吉本原文只是引述了伪造的普鲁塔克著作，περὶ ἣν ὁ σπερματικὸς κινεῖται ὀρρός，意即“因其人生出精液来了”，今天看来也没啥不便说出口的。
西美昂并非别号而是指怪物。（卷五，页360注释3）此句原文作Simeon was not τίτος but κῆτος，τίτος大概是指罗马人名中常见的Titus，κῆτος指海上的巨兽，两者字形相近。显然吉本在此校正了文献上一句文字。译出时需附带原文及说明。
俄罗斯的大公爵或称台吉也可以称为沙皇。（卷五，页384）原文是the great duke, or chagan, or czar, of the Russians，“台吉”者，为古时蒙古贵族的称号，和Chagan似无关系，元史中涉及此名，译作“察罕”（察罕汗即白汗）；czar此处亦不宜按惯例译作沙皇，而当是“凯撒”。这两个名称分别涉及东方、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大公爵的称呼。
此外，将Proconsul译作“前执政官”、小亚细亚等于“亚洲”、为Josephus画蛇添足为“希腊历史学家”（原文仅作“an ancient historian”）、把Warburtonian school之school“学派”理解为“学院”、将prebyter译作“新入会者”，都是对原文知识背景了解不深所致。而Marcus Antoninus宜按习惯译作马可·奥勒留，而不是马可·安东尼（Antonius与Antoninus不是一个姓），Joseph de Guignes历来中文名叫作“德经”，而不是什么“德吉涅斯”，Cosmas的绰号Indicopleustes不是“印度航海家”而是“曾至印度的航海家”，Aelian有时并不是“伊利安人”，而是位历史学家，the Bélisaire of Marmontel应是马尔蒙特尔的历史小说《贝利萨留》，不是《马尔蒙特尔的贝利萨尔》，Shahnameh不是纳米哈沙王的传记，而宜直接译作《列王纪》，拉封丹所提及的Pilpay寓言书，即毗湿奴舍里曼的《五卷书》，译作“皮尔佩”也略显得隔了一层，印度传入欧洲的chess，便是国际象棋了，亦不必使用“弈棋”这样含糊不清的字眼儿。短短前後几页间，John Damascenus有时作大马士革的约翰，有时却译成约翰·达马森提努斯（其俗名Mansur被译成曼提尔）；Paulus Diaconus宜翻作“助祭（或用书中惯用的‘祭辅’）”保罗；Charles le Simple译作“糊涂”查理比“单纯”查理好些；Jove作为神名，一般改译作宙斯或朱庇特，不宜译成约伯。
还有些名称涉及中西交通，在古代汉籍中出现过，宜用古名，如奥勒留所属之朝代，或可译作“安敦”。Oxus作阿姆河便不如“乌浒水”，Jaxartes作锡尔河便不如“药杀河”，Geougen一名不能译作“哲欧根”，而是中国古籍里的“柔然”。Chozars译成“卡（科）扎尔斯人”，须知此处指的是Khazars，即哈扎尔人或卡扎尔人，至于说中国人将他们称为Kosa，译成“吐蕃”不确，应对译作《新唐书》里的“可萨”；书中复将Turfan（吐鲁番）亦译作吐蕃。Cathay对应的是“契丹”不是“震旦”，缅甸古都Pegu，古史作“白古”或“摆古”，“勃固”是今名。也有弄巧成拙的（不晓得是译者还是校者的错），Cochin译作“交趾”就变成了越南，而吉本原文指的是印度西南滨海曾建立王国的科钦。
译笔伤及史书著作连贯流畅的，问题在于译文不合乎汉语文法的习惯，比如有不少被动句而缺少“被”字，读来就很别扭。还有几例典型的病句：
我们没有办法订出精确的温度标准，去衡量那些生长在希腊或亚细亚温暖地区的演说者，他们的感觉或说法。（卷一，页175）
阿米阿努斯这位服务军旅的历史学家，正在波斯人准备用船在底格里斯河上构筑桥梁之时，派遣前去观察对方军队的动静。（卷二，页99）
一种羞辱的允许和需要的限制，应用在舞女的身上。（卷四，页49注释3）
同一颗彗星每五百七十五年就重访地球共七次之多。（卷四，页223）
琉卡特的巨岩是主教的岛屿和教区在南边的海岬。（卷五，页326注释1）
（使臣）受到介绍特别在大会上陈述统治者面临的困境，以及君士坦丁堡迫在眉睫的危险。（卷六，页3）
席先生自觉得文字洗练优雅达到了“寻章摘句”的地步，这种追求令人尊敬。但无论是“无籍籍名”还是“无名籍籍”，在各大辞书中都查不到，亦不见于主要的古籍中，如何称得上“雅”？还有一些情况属于看似雅而实际俗的，使用了传统中国文学的语言，实质上修辞效果却不好。比如以“红衣主教”译Cardinal Bishop，这个词是明清以降中国基督徒的叫法，严格来说应作“枢机主教”，因为13世纪以前这些神职人员并不一定身着红衣；以“子平之学”代称西方渊源久远的星象学Astrology也不合适，因徐子平乃中国近古说部里的民间传说人物；这是将西方古典的东西改成了中国500年内老百姓的叫法。钱锺书先生将翻译的最高境界定为化，这却不是跨国度的化，而是扭曲时空的“讹”了。书中总是将sceptre译作“令牌”，後者本该是中国道士的用具，却莫名其妙地成为罗马皇帝权杖的代称，直到卷六第62章，吉本解释说sceptre是一根长杖，然而译者坚持继续译作“令牌”。至于将暴君所养的猛兽之名译为“纯纯”（Innocence）和“小金”（Mica Aurea），形容Symachus文体时硬加入“有如七宝楼台”这样的套语，又有点恶俗的腔调了。
《访谈》中席先生说自己所增加的两千多条译注，“使得读者对书中重要的人名、地名、典章、掌故和重大事件的本末有进一步的认识”。其中大多译注的确精彩（比如认为Trinquemale是锡兰山，甚是，此即《岛夷志略》的“千里马”）。但是问题也很多：有的译注过于简易，因时代发展或媒体进步，读者素质普遍提高，显得不再有必要。有的译注属于个人经验和见解，如观好莱坞电影和比较清代皇室弟子读书情况，出现在这种经典著作里，体例上很不合适。还有的译注，投入精力的方向错了，造成南辕北辙，反而妨害阅读和理解，这类情况最应避免。比如卷一页213译注3，谓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一剧以Taurica为背景，显然有误，《美狄亚》一剧发生在科林斯的美狄亚与伊阿宋家宅中，若以美狄亚老家Colchis论，虽与Taurica同属黑海沿岸地区，但一在东南，一在东北，联系起来也很牵强的。吉本此处所言欧里庇德斯为Taurica所作之悲剧，当是指Iphigeneia in Tauris一出。伊菲歌尼亚为阿伽门农之女，她父亲出征特洛伊，欲以她为牺牲，她得到阿耳忒弥斯Artemis女神之助被送至此地，成为当地祭司，她弟弟奥瑞斯忒斯Orestes，及其友人皮拉德斯Pylades来此地，终于与她相认重逢并离开了荒蛮的Taurica。惟有如此解释，读者方能理解吉本原文中所谓“狄安娜（引者注，即阿耳忒弥斯）血腥的牺牲，奥瑞斯忒斯和皮拉德斯的到来，用美德和宗教对抗野蛮和凶残所赢得的胜利，全都有助于表明历史事实”这句话的含义。又如卷四第三十九章页23译注，谓“图利”即西塞罗（实际卷一即已出现此名），而在之後不过3、4页的地方，又将Tully翻成“塔利”，反而造成了混乱。再如卷四，页37“……这个可爱的塞浦路斯人，她的品德真是无愧于那个特殊岛屿，因爱神维纳斯的名字而享誉世界”，本来这里不加注释，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个特殊岛屿”当指塞浦路斯岛，但席先生在此的“译注”却说：“这个岛屿是指锡西拉（Cythera）……是神话中爱神维纳斯诞生之地”，这里涉及神话流传中的争议，即爱神生地历来有二说，一是锡西拉、一是塞浦路斯，译注认准前者，虽不算错，但至于此处，显然干扰了原文的本义。还有郑和下西洋的年代，被标作1045年，当是笔误。再看卷四，页165注释5的译注部分，在波斯史诗中人物Rostam之後说：“在前面的第三章有罗斯坦（Rustan），第二十三章有雷斯坦（Restan），都是波斯的传奇人物”，Rustan这个名字，吉本引的是法国人的游记，若是波斯人名，一下子倒是难判断是否即此Rostam，如何断定“都是”（意即不是一人）；至于Restan（卷二，页249，误作Restar），原文席先生翻译的清楚，明明是个地名，怎么就成了波斯传奇人物呢。还有象介绍希腊学者Agatharchides为阿拉伯地理学家，将描绘罗马宴饮生活的讽刺作家Petronius称为神话剧作者，都教我们觉得有些可惜。
此前，对于我在网上发表的“牢骚话”，也有不少心胸宽阔的正人君子表示不齿：翻出全译本不容易，何必吹毛求疵。但是我想正因为这个全译本构想的确很伟大，所以我们才要去多多给予关注。有认真之译者，方有认真之读者，而有认真之读者，亦可进一步推助译者的认真。译书而躲避疑难者，读书而议论轻薄者，不足相与言也。

12世纪的英国拉丁诗人中著名者有牛津的Walter Map，除了写散文体的各国宫廷轶事《廷侍谈谑录》De Nugis Curialium外，还被认为是《湖侠兰斯洛》Lancelot du Lac的拉丁原作者，亚瑟王及寻找圣杯故事，或许源出于此，惜该著今已亡佚。后世还追认他作Golias启示录的作者，此主人公名谓之来由说法不一，或以为得自普罗旺斯方言gualiar（诈瞒）一字，或以为得自拉丁文gula（饕餮），或以为得自《旧约》中腓力士巨人哥利亚。然早先10世纪人已有“Clerici ribaldi, maxime qui vulgo dicuntur de familia Goliae【堕落的教士们，大多被称为‘游吟书生族’】”之说，或谓此主脑之名本原于此familia Goliae。当时欧洲各国的游吟学生们所写的诗歌多涉及酒色，以抵制中古灰暗宗教思想的压抑，此为12世纪文艺复兴前後的特有文学现象，Symonds曾整理翻译成一卷，其中包括了Walter Map名下的若干首Golias系列讽刺诗。罗念生先生1928年在清华选译Symonds本若干篇，都之为《醇酒·妇人·诗歌》一集，1930年出版。序言里提及这些诗歌主题千篇一律，而细看其用语各有拉丁语言普照下的地域之个别特色，如意大利学生所作诗好以松树、橄榄树等为意象，则归于Walter Map名下的Metamorphosis Goliae或许便有更多可以置疑之理由了，因为里面提到了Quorum opobalsamum spirat os et nardum，“其吐属散发出香脂与甘松的气息”。

选钞一首《光阴似箭》——
桂冠的，贺拉斯呀，
   你的话儿万确千真！
光阴似疾风吹刮，
   吞噬了多少的生灵。
哦！那满盛着蜜酿的
   光杯哪儿去了，
那争，恋和女郎的
   芳唇哪儿去了？

嫩葡萄脆弱的生长，
   女孩儿也渐渐成人；
饥渴的诗人的头上，
   岁月如雨雪纷纷。
不死的荣冠犹如敝屣，
   要是鬓发已苍苍，
纵不能亲吻少女，
   让我们长醉这流光。

其一，读《听杨绛谈往事》，至钱基博先生一段话，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也不知道哪国的月亮圆，只知道没有哪个国家写过像中国那么多的月亮诗。一个有修养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钱锺书肯定能背出很多外国的月亮诗，但不去父母之邦，依然有乃父之风。
其二，常看见自命外语好的人嘲笑钱锺书读的外文书很多不上档次，甚至根据某位学者的随笔文章来推断《管锥编》里大多的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著作都是从英译本来的，然後冠以原文出处。这个话题当然轮不到我来帮着辩护，我只是提醒那些仁兄一点：请大家体察国内的藏书环境，《管锥编》的写作是始于文革期间，修订在文革之後，无论如何，北京各院校的西文藏书有那么好么？吴兴华好多书都是蹲坐在北大图书馆的书库里读的，因为不准外借，60多岁身体不好的老人，能这么读书么？再说文革後的修订，主要靠“董超（衡巽）”、“薛霸（鸿时）”二人按书单去借书，他们不懂版本，谁保证不会因此而简化、英语化？图书馆的难查、难借、难近人情，恐怕不是那些电脑上检索检索就得出结论的人可以想象的吧。
其三，我劝天下读书的聪明人不要以《容安馆品藻录》当作《容安馆札记》，当然，你看不懂手稿，那是你家的事；又当然，我并不是认为《品藻录》就不值得看，我觉得读读也有收获。可是钱锺书自家的读书笔记，当然也需要本着挑剔的眼光去读他人的著作，难道他本来想好了要发表，都写一些奋发励志的拜年话么？只不过费了很多精力，挑出这些私下场合的个人心得，汇集成针对专人而发的语录，再加以索隐发微，才显得狭促刻薄。要把这种态度当成是钱锺书读书笔记的态度，岂不太冤枉人了么。

罗念生氏译荷马《伊利亚特》，I 38，特洛伊的老祭司呼唤阿波罗为“灭鼠神”，按Sminthian或Smintheus英译本多解作“mise-killer”，而翻译成中文，并非灭鼠之神，而是借助鼠群传布杀戮之灾祸的神。西人或以为此名暗示的是与鼠疫相关的黑死病（腹股沟炎症）。不过根据荷马史诗（I 50－52），阿波罗随後如此替老祭司惩罚阿该亚人：
     他首先射向骡子和那些健跑的狗群，
     然後把利箭对准人群不断放射。
     焚化尸首的柴薪烧了一层又一层。
因而也有研究者以为，此处描述的症候绝非鼠疫，而系一种马类的脑脊髓炎（equine encephalomyelitis），此种疫病一旦发作，7－14天後，小犬亦感染，同时波及到人群。然古希腊人多将瘟疫与阿波罗神联系起来。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亦称阿波罗支持斯巴达一方，雅典遂发生大瘟疫。

近日读了两部英国人写的伊斯兰世界游记，一是《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一是Richard Burton的《走向圣城》，俱属于“东方之旅译丛”的中译本。前者是寄托幽怀、借题嘲世的虚构游记，而後者是考据翔实、博学多才的旅行实录。两书所记的旅行，都以伊斯兰世界最看重的“哈只”（朝觐圣地）为主题，令人想起了晚清云南的回教大经师马德新《朝觐途记》（弟子马安礼译成汉文），比较起来，马氏此书显得过于简略。不要忘记他可翻译过阿拉伯大诗人穆罕默德·蒲绥里（Muhammad al-Busiri，1211－1294）代表作品《改虽德·布尔德》，即《衮衣颂》，从前读过汉文本的《天方诗经》，其中的注释很详尽，假如他的《朝觐途记》如是来写就好了。哈只巴巴一书翻译得文词较灵活，颇能传达几分原著的幽默和讽刺意味，教我们比较容易领会钱锺书对此书的欣赏；但可惜的是漏译了一些字句。而翻译Richard Burton这种大牌学者兼文人的名著更是件高难度的事业，没想到译者做得异乎寻常地出色；也有一点儿遗憾的是，译者不识拉丁文，所以原书引Horace的诗句，没加注释，译者竟说这是阿拉伯文，且以为就是后面那段话的意思，实在有些不应该。
中国人的游记之学或游记之文，对于异域往往失于细节描绘上的粗糙，这是对异质文化缺少心智上的充分好奇所致。我翻看过的晚清海外游记，只有张德彝是个例外，但他外语不好，文化太低，注意的只有欧洲城市街头的景象，航海述奇系列，没办法跟此时期西方人的著作相比。
旅行文学中对异域文化生活细密画式绘述的虚构体著作，我见识浅陋，目前对Jean Jacques Barthélemy写的那部小Anacharsis古希腊游记最有兴趣，此书受到巴尔扎克的推崇，必是有道理的。德国古典学者责之以荒诞失实，却忘记那不是学术著作，本来旅行家就有说谎的特权，何况没人该批评《西游记》背叛了《大唐西域记》吧。

德国古典学者Wilamowitz的著作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1921年，1927年第三版）有了中译本，这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近年国内学界对于西方古典文学与历史的重视提高了，似乎“言必称希腊”为一种时尚，然对于西方人研究他们最正宗的古代传统的学问，可惜还没人认真去翻译出一部学术史来。以英语世界（作为第一通行语言，翻译和著作两方面都考虑进来）目前还不算过时的古典学术通史之著作言，除了Wilamowitz此书的英译本之外，尚有两种比较重要的书，一是英国学者Sir John Sandys的三卷本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08年，第1卷在1921年出版的第三版为最终定本），另一是德国流亡学者Rudolf Pfeiffer的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68－1976年）。Sandys的著作详赡渊博，可谓是20世纪初叶对以往各个时代古典学术成就的总录，在当时还曾对拜占庭和中古时期的论述以及对东方世界的涉及而备受赞誉，虽时过境迁，问题意识和文献考辨已显老态，但尚无可以取代其地位者。而Pfeiffer的著作精要妥洽，尤其以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研究受人瞩目，可惜他的著作没有写拜占庭和中世纪的学术史部分。除此之外，像德国学者Gudeman的英文版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02），比其後来的德文版定本形制上偏小些，但这是一部提纲或称为书目简录。其他分国、分时代、分学派的学术史甚多，则不能详述。
Wilamowitz此书是简略的“史论”体，尤其是略古详近，头20页便将文艺复兴以前的学术史交代完毕，他在书中提及，其“史论”下所汲取的“知识”多取自前揭Sandys著作，但他显然比Sandys更有自己独到的见地（Pfeiffer即批评Sandys书中缺少主脑，而称许Wilamowitz好恶分明，臧否得痛快）。他对早先的史事始末和学者生平大多不会具体展开谈，以印象和直觉去做点评，这对于大学者而言是一种功力的体现。如中译本第15页谈罗马帝国时期“拟古”风气下的语法学著作家，在Sandys著作中被津津乐道或啧啧称赏的，落到Wilamowitz眼中便只有一句讥诮之言了；又如第26页谈古代典籍传承，若是同样熟悉那些背景知识的人便可领略论者的欣悦情意。而对于少数的大学者如Scaliger、Bentley及19世纪之学人，却又不吝笔墨，以彰显其成就。其中对Bentley学术生涯的论说，竟可能要比Jebb以此为论题所写的Bentley一书涉及的范围还要广（见英译者注释319），足见Wilamowitz之学力与论才。
然而在学问功力之上，还有德国学人的一股精神，存在于此书的字里行间。此精神围绕着Altertumswissenschaft（古典学）一词展开，这个词是19世纪德语新发明，将一切古代世界相关的学科统称为古典学。Wilamowitz相信学术的认真精神会帮助我们复活已经逝去的世界，而这种复活的意义在于唤醒情感和理想，为现在和未来的时代注入古人曾有过的生气与活力。为何孜孜不倦地校雠异文、训诂古音？为何历尽艰辛地发掘古迹、誊录碑铭？为何要将古人遗献，哪怕是只字片语的残篇零简视如珍宝、集掇成册？就此而言，虽Altertumswissenschaft一语为新造语，但就其精神而言，绝不仅限于19世纪以后，亦绝不限于日耳曼之学术界。事实上，此书德语原题中的philologie更能说明这种精神传统，这其中有一翻译上的尴尬，因为英语中的philology是从德文法文中借来的，它往往和linguistics混淆不清。一般说来，philology译作“语文学”，以区别于“语言学”。欧陆学界的philologie有一古老来历，即古希腊文的φιλολογία，字面上解为“对言辞的爱好”、“喜好修饰文词”，最早见于柏拉图。而使之成为学问、学术之代称，并以φιλόλογος（语文学家）自居的，则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博学之士Eratosthenes开始的。此後拉丁语世界也出现了philologia和philologus，嗜好文词，信而好古，学术精神推动着知识的发展和分化。西元5世纪时，Martianus Capella写了部梦幻传奇般的寓言体语法学著作，在中古早期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书叫《斐萝萝嘉与墨丘利之联姻》de nuptis Philologie et Mercurii，司掌传达和解释的神使墨丘利发愿求一妻子，日神极度称荐了一位睿智无比的少女，名为斐萝萝嘉Philologia。新娘被引领至神界，显形为言辞之女神，七位伴婚少女，分别是语法、逻辑、修辞、几何、算术、天文学和音乐，这正是中古人文七艺的人格化身。可见“语文学”作为一切学问之始的地位已经深入人心。F. A. Wolf在1777年立志要做一名“语文学”专业（当时无此专业）的学生，从此方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这门学科。虽说，时代发展了，碑铭钱币、考古文物、纸草文献，都可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资料，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新材料者日益重要，但是以训诂、考据学问支撑的φιλολογία之精神未可磨灭。惟是故，不仅Wolf对之情有独锺，时至Pfeiffer成书之日，他在前言中依然标举的是philologia perennis（永恒的语文学）。著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Said曾著有一篇《回到语文学》的文章，乃是生前对他本民族的醰醰旧学最後的深情一顾，正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也。
译者系西学名家陈恒先生，著译成果很多，且热心于组织学术翻译事业。此中译本包涵着他的趣味与怀抱，令我们十分感佩。但翻译中存在一些瑕疵，主要集中在人名绰号、教会神职、典籍题名和学术术语上。下面列举一些值得商榷或修改的：
【人名、地名类】Georgius Choeroboscus当译作“豢猪者”乔治、Thomas Megister宜译作“大师”托马士，Monte Cassino翻作卡西诺山，与蒙特卡罗无关；
【术语类】patriach当译作“宗主教”；prosodic不是“做诗”；而是“作诗”之法，epigram可译作“警铭诗”、“隽语诗”，未必是“铭文”；“花园学派”宜还原作伊壁鸠鲁学派，否则上文的Stoa也该译为“柱廊学派”；
【题名类】品达的著作当是《奥林匹亚颂》和《皮提亚颂》，与当地民人无关；Photius的Bibliotheca不是文献目录学的《书目》，而是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故而可译为《群书集缀》；Aratus Latinus不是《阿拉图斯拉丁语》，而是《拉丁语译本阿拉图斯》；Hisperica Farmina当译为《西方演说录》，其中Hisperica是由爱尔兰古名Hibernia组合其他拉丁语词而成，大意是“西方之岛”；亚历山大里亚的机械学家Heron的Automata当然不会是《机器人》，而应该是《论自动机械》；亚理士多德在拉斐尔画中手拿的是《伦理学》Ethics，而不是《论理学》；Scaliger编纂的Triumviri amoris译作《三种爱情》不合适，此书是Catullus、Tibullus和Propertius三人的情诗集，应译作《情诗集三种》之类才好；Theophrastus的Characters是开启后世英语小品文的《素写集》；将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译为《奥古斯都历史铭文》显然不对，可按照王涣生的译名作《皇史六家》；Statius的Silvae乃是《诗草》（周作人）或《诗林》（钱锺书），而不是《杂录》；Lexicon Cantabrigiense应译作《剑桥藏本辞书》；众多的Anecdota，都属于文献辑录，类似我们中国的《汉魏遗书》，而不是轶事汇编；Elogium不是随笔集而是选集；Plutus惯例译作《财神》；Homeric Hymn是荷马风颂诗，不是荷马自己的作品；Lexicon Technologica不是《技艺辞典》，而是《类推法词语汇释》这样的书；拜占庭君主的De caerimoniis不是《论崇拜》，而是他编辑的一系列百科全书中的一种《仪礼类书》；《德意志史料集成》，当作《日耳曼史料集成》；Poetae Latini minores不是《平民拉丁诗人》，而是《二流拉丁诗人作品集》；Leonhard von Spengel令人羡慕的著作和艺术品无关，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修辞术著作的汇编；西塞罗的De finibus不是《论死亡》，而是《论目的》或从中译本作《论至善与至恶》；
另外译注虽多，但略嫌草率，且有些不能起到补充解释正文的作用。30页译注1与正文不合，91页译注1对Greek Anthology英译版本的列述除loeb本其他都是选本，且大多属于普及性读物；英译本译注也有一些翻译了出来，偶然有些小问题，比如注释24就把Gregory of Nazianzus和Gregory of Nyssa误当成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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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尔敏先生近著《今典释词》，盖以古人著作体例翻新的札记拾零，实则可视为是老牌近代史家编的专业关键词释义。大多难度不高，需要有高人给你指点其渊源流变；有的一点就透，比如日国指西班牙，这个只要不是第一天读近代史料的人，都可以看出来的；还有的颇费解，生僻至唯此一见，就是那种英文短语专有名称，用一串不着边的汉字译其大概读音。
但我觉得遗憾的是，王先生对那些理解起来不难的词（五－七章）仅是举出其“古老来历”，却没有追究一个更要紧的问题：是几时近人开始将这些古老的词语变出新义来的？比如吊诡，出自《庄子》，这在我们大陆学生看来，可能很多人都是先接触庄子的原话，再注意到港台学者用之指称paradox一词的，王先生的前辈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吊“音的，至也”，王先生没用此说，他的阐发仍然是让我们觉得这个词很“吊诡”。再比如“介绍”，王先生发现这个词原本都作“绍介”，他举了《战国策》的例子，但假如按照此书的体例，这些古老来历的词本义不见得和今义相同，那么他至少也应该、或更应该把《礼记·聘义》里出现的“介绍”一例文也列出来的（我是查汉语大词典软件知道的，不是真有学问，请勿崇拜）。
还有一些词，王先生知道一部分来历，话说得太绝对，显得不好兜圈子。举几个例子：三章中，“洋船”，王先生说：“洋船就是洋人之船”，“所有西洋商船俱称番舶”，这意思是说：鸦片战争前，洋人的船，叫作洋船，也都称为番舶。看似明白，但实际不确，以前翻赵翼的笔记，《檐曝杂记》卷四有“西洋船”一条，言“西洋船之长深广，见余所咏《番舶》诗”，再去看那首《番舶》诗，有“一载千婆兰”句，自注：番语三百斤为一婆兰。此非泰西权度单位。《宋史·食货志》云：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赵翼这里所咏的是巴斯商舶，即居东南亚一带的波斯祆教徒。实际在19世纪之前，欧洲人来华，坐的船很多是巴斯商舶。最早在南海登陆中国土地的葡萄牙人，还往往搭乘中国商人往返马六甲的“沙船”。一说起近代西方人就想到船坚炮利，那是至少1820年代以後的事。再比如“泰西水法”，明末人关注此物在于要用于农业灌溉，而乾隆看重它是为了给园林增添乐趣，是看了一本法国凡尔赛建筑画册所受的启发，之前呈现给康熙御览的樊守义《身见录》，即描绘过意大利古城的喷泉大水法，未受重视，这是爷儿俩皇上对洋玩意儿兴趣点不同所致。王先生此书未讲清楚明、清，康、乾之际的这些细微变化来。我觉得整理近代史料的人，最忌讳说，这是最早的，因为往往证明他说得不对。王先生对于晚清海外游记文献使用不足，“自来水”一条要是用上林鍼的《西海纪游草》中美国城市里的“沿开百里河源，四民资益”就好了。火轮车要是用上郭连城的《西游笔略》就好了，关于无政府主义，郭嵩焘、黎庶昌他们的游记好像也都有。假如都用上，至少这些“最早”、“第一”至少还可以提前个1、20年吧。王先生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似乎也不熟，故而对“新闻纸”、“轻气球”的考证明显缺乏功力，而梁廷枏那条我早看出来是从《东西洋考》里面摘来的了。此外还有一词两见的现象，足见整理旧稿也显得有点老态了。至于“烟士披里纯”（王先生偏偏考证“烟时披里纯”），王先生居然说最早见于1906年的马君武，实在是令人震骇了。
至于生僻到根本不能算是“典”，甚而不能算是“词”的几条音译，可惜又多是钱锺书先生的牙慧。在此不再议论了。还有一些我知道的，不能说，以後也去写本书卖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