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東非西

 

小白先生未出书时，便早已获得无数的知音与粉丝（称“白粉”可乎）。其文字专谈风月云雨，这自然不是什么“气象学”，而是太阳底下早就不新鲜的那些事儿。《好色的哈姆雷特》书皮儿上写着：欲望的心理结构，就是欲望的历史。文集对于各种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的媒介所传达出的“人欲”，作了一番细致又生动的分析。作者的态度总是严肃而又好奇，全没有道学先生待到“关键”时刻辄大发评议的教诲嘴脸，也不是市井顽徒欲说不说诡笑谐谑间的下作眼眉，当我们在书中读到：“‘吊起来看’和‘提起腿看’是男性几千年来挥之不去的梦幻曲”，或，“有趣的地方不是有多少女名人被打了屁股，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记者和传记作家关注她们的屁股？”不用再怀疑了，即使是再尴尬、再私秘的话题，作者也可以用平和而理性的口吻向我们娓娓道来，表明他洞悉人生与历史的舞台上帷幕背後的故事；而聪明的读者们也纷纷急于表达着对作者的喜爱，好似如此就证明了自己也有着同样的健康和热情。
但假如便以为小白的文章善于讨巧，这就错了。他显然对于所谈的话题，具有了足够开坛讲学的资格。拿近期刘文荣先生所著之新作《欧美情色文学史》来比较，就双方所动用的文献资料而论，无论其一手、二手，小白的闲谈随笔实则都更为可观。我们会尤其赞叹于他对西方古典文史著作的引述，虽然偶而有些笔误，比如《地母节妇女》的原题，被生生断出一个定冠词来（见第220页）。“让我穿上你的衣”一篇，即引用过希罗多德的《历史》、欧里庇德斯的悲剧《酒神伴侣》、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西西里的狄奥多儒之《史书集成》Bibliotheca Historica、老普林尼的《博物志》、狄奥·卡修斯的《罗马史》，甚至还有娄卜古典丛书本希洛狄安（Herodian）的《帝国史》和“皇史六家”写的帝王秘史，根据作者时而附上的文献出处，可知他就算不是亲自“采于铜山”，至少也是核对过原始文献，依照自己的读解来敷演讲说的。比照中译本《古希腊风化史》（第536页以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对“异装癖”的论述，我们发现此书所涉及的三个例证全不见于小白书中，这可能是有意的规避，即使无心而舍弃，也使大多数读者多看见些另外不重复的信息。《瓶中日月长》是我非常喜爱的一篇文章，依据的是Beazley爵士所整理收集的阿提卡瓶画资料，我们今天即使手头无书（Beazley主编的那几本瓶画集卖得贵死了），也可在牛津大学古典艺术研究中心的“Beazley Archive”网站（网址是http://www.beazley.ox.ac.uk/index.htm）上浏览那些文物的照片和介绍。小白借用了西方已有的艺术研究成果，通过对绘图技法和造型模式的认知，来辨识古希腊人对情色的想象口味。他对“黑绘”、“红绘”图像的表现力做了番区分，令我们体会到黑绘长于展现男性之雄风，而红绘富于描摹体态与神情的细节。这不能不说是很好的艺术鉴赏随笔了。
在那篇博古通今的“让我穿上你的衣”中，作者是由“两性人”切入主题的，即先来谈古代社会中那种“不确定的性别”，而後再兜回来，以点睛之笔引出了服装——作为代表了不同性别认同下的社会职责的视觉符号。但我觉得作者似乎没有将天生生有两种性器官的阴阳人（androgunos或Hermaphroditos）和因心理上认同于另一性别故而穿上异性服装的人区分开来。而在性心理的畸变中，暂时的模仿和长期的沉迷也是不同的。也许作者引述阿基琉斯的偶易红装，只是为了证明文化背景中的思想底色，即“少年人必须通过模仿女人，才能了解他自身的本质，那是一次蜕变”。在此，不避“背山起楼”之嫌，指出一个文献使用上的问题。作者说（见第183页），荷马认为阿基琉斯扮成少女模样乃是因为母亲希望他逃避参加战斗的责任。我不晓得作者此言依据的是什么信息，但看来是严重的“道听途说”了，因为荷马的两部史诗里都没有谈到这个事情。真正的原始文献应见于阿波罗多儒斯（Apollodorus）的《书藏》Bibliotheca，III xiii 7（“苦雨斋译丛”本《希腊神话》，第192页），阿基琉斯之母忒提斯担心其子亡于沙场，故而为之易装，当作女儿托在吕古墨德斯（Lycomedes）的宫中寄养。需说明的是，阿基琉斯穿上女装可并不就像女人那样生活了，阿波罗多儒斯说这位少年英雄和吕古墨德斯的女儿得伊达墨亚（Deidamia）有了私情，还生养了个娃子，故而事发，奥底修斯一来寻他便得着了。阿基琉斯扮成少女的传说，在欧里庇德斯的悲剧残篇中即有这个题材，西元前5世纪的画家也曾以这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阿波罗多儒斯大约是西元前2至1世纪人，他的著作算是比较完整的早期文献依据，其名号虽可能是伪托，但著作却相当的可信。大约与之同时代略早些还有一位希腊人彼翁（Bion），写过一部长诗《阿基琉斯在少女群中》，也是只剩下了一个不长的片段。西元1世纪的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Statius），写过一部史诗《阿基琉斯纪》Achilleid，仅传下来开头的一卷半（也许是诗人自己没写完），那完整的第一卷内容即写阿基琉斯童年至少年的这段时光，诗中忒提斯对阿基琉斯说：“且暂时地换上这安全的袍裳，它们决不会对你的性灵有何损伤（原文是cape tuta parumper tegmina nil nocitura animo，顺便说一句，西方学者以为此处效法了小塞涅卡的悲剧《特洛亚妇女》，在那里，恐惧的母亲也是劝儿子放下耻辱心，躲避到父亲的坟墓中）”，还详细描述了母亲如何教儿子模仿女孩子的仪态步伐，但真正使阿基琉斯甘于女装的是得伊达墨亚在他心中激起的爱欲（彼翁的残篇中也提到，阿基琉斯因女装而可以镇日里厮守着恋人，吻她的手，赞美她的女红，并以同性之伪装试图引诱她成为他的新娘）。这样说来，阿基琉斯的故事颇值得更细致的分析和说明（最近在网上看到2005年剑桥大学出版的一本《变装的阿基琉斯》The Transvestite Achilles，即专门论此话题）。我们感觉，在此例中（仅以古典文学作品为参考），阿基琉斯的变更异性装束，不但是临时的，且从文学中所表现的心理看，也与小白文章的主题相违背，比照起随後引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北非蛮族初民的宗教习俗，亦不能并置而论。
这篇文章没有提到霭理斯《性心理学》中已有的经典案例，即所谓“哀鸿现象”：一个被称为Chevalier d’Éon de Beaumont（1728—1810，潘光旦氏译作“哀鸿骑士”）的人，在法王路易十五时代做过外交官，曾是龙骑兵的队长，使剑的大师，他後来以女装打扮流寓在伦敦，直至死後医师验尸，断定他是个各方面都很正常的男子。今天世人对此话题依然津津乐道，将之搬上银幕，甚至创作了漫画和卡通电影。而霭理斯以为此件事例最具代表性，“到现在还似乎是最较方便、最足以把所名的现象与其他现象中区别开来”。言异装癖而不涉及此人一语，好比言性之施虐而不道萨德。
小白先生之书再有一令人敬服之处，便是他对于西方古典语文随手拈来後所给予的玩味。他注意到，器物图饰中所见的色情欲念，大可说明“为何古希腊人会发明出那么多有关人体隐秘部位的名词，这些名词今天甚至已被人们弃置不用”（第216页），显然是对古希腊文学中的相关语词有所涉猎才会这么说的。以前，曾翻阅过Jeffrey Henderson所著的《被玷污的缪斯》The Maculate Muse一书（耶鲁大学，1975年出版），盖系统清理阿提卡喜剧的“淫词秽语（obscene language）”，分门别类地陈列出各色花样，比如男性生殖器官，直称有10个，婉语、喻指及其他含糊叫法则有96个；女性生殖器官的诨名、谑称也有上百种。相比之下，小白文中所引用的κοχώνη和περίνεος，似乎就有点过于不生动了，查阅LSJ版英希词典，我们注意到两者的含义都是指“会阴”处，倒都是正经的医学术语（皆数见于希波克拉底医书之中），不过据Henderson的研究，喜剧中常以航海相关术语来喻指性交之事，κοχώνη被水手们用以指船之尾部，借而又专门代表了臀部。
论及“周公之礼”的术语时，又曾提到一个具有女爱神标志的“动作名词”αφροδισια（第219页，书中未标其重读，应写作ἀφροδίσια，以区别于其原形ἀφροδίσιος的另一变格形式，ἀφροδισία），然而似乎不甚准确，ἀφροδίσια本身可表示“性爱之欢”或“爱神节”，却并不涉及“动作”，须改写成动名词ἀφροδισιάζειν（虽是寻常语，却极鲜见于喜剧作品中），或是组成ἀφροδίσια ποιῶν（谓引诱而成奸）之类的短语才对。
翻读小白的好文章，拉拉杂杂地在文间所特别感兴趣处标注下来这些本不必较真的话，算是对这么一部有趣的“风月杂谈”引出的一点儿可再议论的话题。这本书涉猎的范围太广，其他的内容一时也就不能多加妄议了。

 

【近来为了监考和搬家，每天没干正事儿也瞎忙一通。寻思了篇闲文，照例撂在自家的园地里。】
其一，九八、九九年那会儿，我特迷《读书》杂志，尤其是『读书时代的精灵』、金克木先生的文章。金先生写了本《孔乙己外传》，有一节说，五四时代的『德先生』、『赛先生』，其实不是什么德莫克拉西、赛因斯，『德先生』有俩人，一个叫康德，一个叫孔德；『赛先生』倒是个女先生，叫赛珍珠。当时看了并不能解，倒反正是印象深刻。後来慢慢咂摸出些味道来（其实很可能压根儿不是金先生的意思），且不说那赛先生长得根本一副『民主』相【依我看，也不妨将这『赛先生』换成赛金花，『赛二爷』，好歹也是个海归，当年在大清朝驻德使馆晒过裹脚布（参观张德彝日记《五述奇》），和洋人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而这俩德先生分明才代表了科学呢。前些日子去上课，同车有个语言学教授，跟一东北人在吹嘘：他们搞文学的那些人，根本没有科学研究的本事。我便反思自己身上的科学细胞数量，似乎的确等于无，又想，这位大师说的『科学』，是啥东西，科学者岂不惟分科之学耶？文学研究的人喜欢说些贯通文史、心理攸同的话，想必是的确不科学的。後来又怀疑，这个大师说的『科学』，莫不是实验室的那套东西吧，就是前鸳鸯蝴蝶派、後成为五四先锋的刘半农氏至欧洲学得的本事么。据郭颖颐之著作，当年好言『科学神圣』的，多是一班不学或不爱学或不甚学过科学的人。科学这东西便在一半的场合下被落实（想象？）为实证主义了（此乃二『德』之孔德先生是也）。
其二，最近读了部《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很是引人入胜。本来就看过一点儿阿西莫夫的“科学封神榜”，少时从家父书架上熟读的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提到过他，说他发明了机器人三定律云云，还不断在更新一部伟大的科普读物，便是此书了。外国人搞科普文艺搞得一丝不苟，科幻大师肚子里对科学全局的发展现状了解得很是清楚明白，并且文笔优美。那天看了一部Discovery《旅行到宇宙边缘》的纪录片，也是看得我激情澎湃，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又和科学没关系了）。遂想起我当年万分崇拜的凡尔纳和威尔斯，还有那个写《大众天文学》的Flammarion【说来说去，又要怀念起金克木先生】，人家原本也写了些科幻小说，梁任公曾译介过他的《世界末日记》。说起这『科幻小说』来，实在也需要正名一番，晚清这个文类进入中国时，本叫作『科学小说』。林健群、李广益几位老兄编的那个《中国近代科学幻想小说重要创作与翻译年表》，把我硕士论文附带的一个年表也放了进去，实际上很惭愧，我那部分内容本是大路货，并无多少参考价值，这个新的年表很全面，可以看到1900年以降晚清小说界著、译科幻小说的成绩。鲁迅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没搞清楚作者是谁，但对于这个文体说的很清楚，就是『科学小说』（此前梁任公还用『理想小说』的概念）。看看英文，1920年才定名的Science Fiction，也压根儿没有『幻想』俩字。等到叶永烈老爷爷时代，才标举『科学幻想』，谓『幻想是科学的，而不是胡思乱想』。里面颇有一股子意识形态味道，大约是受了苏联科学文艺观念的影响，把科幻小说与工具化的科普文学混为一谈。在我看来，这『幻想』两字加上去，分明就是因为我们的科学和文学都再没有了想象力的表现。科学，要实证；文学，不能『胡思乱想』。于是干脆添上俩字，好像亡灵的牌位一样了。
其三，幼时家里喜欢借阅图书馆的《文汇》和《新华文摘》，我也跟着似懂非懂地看。80年代初崇拜过一阵子知识分子，全民搞哥德巴赫猜想，我记得说科学院的信箱每天打扫出几麻袋的群众来信，科学家们向人民告饶，说你们的数学工具太低级，根本不可能解决这问题。普及的事情做得不如人，一味追求高端前沿，这是时弊。奥运会中国多了不起，可调查调查国民体育健身条件有多落後，别的不说，领略一下周末的篮球场之人潮就大体有个数了。当年在上海，看到交大每个球场居然安置6个篮球架，打篮球的人挤在一起，不禁想起姚明来。这类的情况想必还很多，我素不关心社会问题，因此也说不出个因为所以来了。

小时候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妈妈说，春节前，爸爸去镇上的集市办年货，回来时手上没肉没菜，只提了两袋子书。七十年代末的新华书店，百废俱兴，加上计划经济，即使偏远小地方也可以买得到新出的中外文学名著。待我到识字的年纪，虽已搬家至城市中，家里也没有足够的儿童读物，有时便用现成的百二十回《水浒全传》、杨绛译《堂吉诃德》这类书当教材。不过，毕竟还是小孩儿，即生生硬硬地读了大半部原书，对于里面的人物形象，终究还是不够清楚。于是便讨要当时出版的水浒连环画看。先买了一册《野猪林》，十分喜爱，翻看了无数遍。六岁时跟爸爸回原来的乡镇中学去过暑假，至今还记得周末跑到集市去买小画书，水浒系列又收了《智取生辰纲》、《清风寨》、《闹华山》、《破辽国徒劳无功》、《征方腊损兵折将》，另外好像还有几本说岳和西游记，特别还有一册《佘赛花》尤记得真实。这套《水浒传》是人民美术出版社于81-83年出版，其中有戴敦邦、徐正平诸名家的作品，画风多重写意，虽不尽精致，却表现出人物的生气与情感。比如我当时还没能读完原书，看到《征方腊损兵折将》这册，大感诧异和悲痛。其中见双尾蛇解珍被擒时自断发髻，坠崖身亡一页，乃是印象最深的一幕。
我家原本也还是有几本小画书的。那里面有姐姐从前的读物，姥姥也喜欢翻看。有聊斋故事，不多，但今天看来，发现是其中最好的作品，天津版的，一册是《娇娜》，一册是《辛十四娘》，作者即大名鼎鼎的胡若佛与张令涛。搜索网上，见现在有所谓“连坛”及连迷，人们对这两位也是津津乐道。

我看了胡若佛50年代画的《刘姥姥逛大观园》和《救巧姐》，据说前一册是以钢笔画的，因听从张令涛的建议，方改以毛笔制图。

我当时虽不晓得记胡、张二人的名字，现在看来，却发现自己一直很喜欢他们的细致典雅风格。最能体现他二人风格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那套五册的《杨家将故事》，全由他二人执笔（当时其他这类大型连环画丛书都是各家分工），风格统一，极为精美。胡、张的笔法擅长敷衍宫廷苑囿、名物陈设，人物形象虽表情不如现代风格的画家们表现得那么生动，却是须发衣襟，一丝不乱，举止神情自有古人的风度。闺阁中的仕女、沙场上的将士，各能极尽其妙。这套《杨家将》我小时候虽没有收全，只有《杨业归宋》、《智审潘仁美》两册，却可以从小朋友或是电影院前的书摊子上都看过的。最喜欢的倒是那册《双龙会》，记忆深刻的还有就是《智审潘仁美》中的地狱幻境了。

此外，当年读过的连环画，还有人民美术版15册《说岳全传》（最喜欢《牛头山》、《挑滑车》及《小商河》）。更不可不提连环画中的“经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60册《三国演义》，此套书汇集众多名家，胡若佛、张令涛参与了第60册《三国归晋》。这套书当年买的不多，印象深刻的是《小霸王孙策》（6岁得的第一本）、《白门楼》（汤义方作）、《千里走单骑》（《佘赛花》的作者陈光镒作）、《三顾茅庐》、《张松献地图》、《水淹七军》（以上2册的作者是汪玉山，说岳全传里也有他画的几册，我最喜欢《藕塘关》）、《铁笼山》而已。
现在想来，当日读大部头的古典小说，虽说自有文字上逐渐领略其味道的好处，但若是没有这些名家图文并茂的作品，恐怕很多的细节，小读者们也是不能尽然理会得到的。

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要冒充老师，站在讲台上，对着若干若干的人，说一些自以为懂，但又记得不是很牢的话。结果自己偏偏是做了这一行。出门游鼓浪屿，路过美领馆故宅，有个女孩子满脸是汗，惶然地对着我说：老师好。我一下比她还紧张，因为我不知道她是谁。这样经历时常发生，渐渐地学会和蔼地微笑，表示自己记得对方，表示自己不干涉对方现在在干嘛，表示……
我的父母都作了一辈子的老师，早年教中学，後来教大学。姐姐曾抱怨说妈妈对学生比对我们还好，而爸爸在两次点名查勤之後，便可记住教室里的上百名学生的姓名、相貌。不管多少年过去，还是可以想起来，电视里的这个人长得像哪一年的那个某某生。
写到这里，想起来本来是打算要记录几条我上大学语文课时临场自由发挥出的“妙语”来的。妙归妙，却只是在于解颐，未能真有启发大家之处。原因可能就是在于我不能像爸妈那样心里有学生，经常课堂里闹哄哄的时候，我还是按照原来的音量讲我的稿子，不小心脱稿随口说的时候，大家居然倒是在听了。前些时候翻看“不洗泥”的那个画本，里面提到有个老师说，讲课最高境界就是目中无人，我想我早就这样了啊。
其一，大学语文课讲《红楼梦》，我说现在戏曲晚会老是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害得我外甥问我，林妹妹跟奥特曼是一伙的么。
其二，讲《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说这里面有哲学思考，哲学不负责思考今天中午吃什么的问题，要是在座各位中有人突然站起来问我：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听你讲课，我觉得你就达到哲学境界了。我有个朋友高中时候就这样，後来他疯了……底下笑了起来，我很认真地说：我以为一半的疯子其实是哲学家的。
其三，人来的很少，我解释“羁靮”顺口就说，千里马，不能给它拴一绳子勒着，你得叫它跑去，读书也这样，才赋高的人，你叫人家每次都来上课不行的，好学生都是自己泡图书馆的。
其四，讲刘姥姥逛大观园，至内急而觅厕所处，我说小时候读报，见一读书多保送名牌大学的大姐姐接受记者采访，其中问了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有一问：大观园内有无公厕，答曰有，且两处提到。我看了心说我也知道：一处是这里，另一处，後文惩罚晚上赌钱的值夜班老婆子打扫厕所。我很痛心地总结：都没记者来采访我。
其五，谈男女恋爱问题，我给他们来了段《上古天真论》，男八女七之数，生理成熟时间，男16岁，女14岁，而终于男64岁，女49岁。我说：各位明白为啥夫妻之间老有不合了吧，开始是差2岁的距离，最後是差15岁了，活在不同的时间坐标系里呢。所以一夫一妻要想白头偕老，取中间值好些，我跟我太太便是差7岁的。大家哗然。我想了想，又说：像某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其续弦的年龄差距，那是永远不可能琴瑟和谐的了。
（待续）

近日读到一本张西平先生的新作，题为《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煌煌700馀页，由中华书局出版。从题目、篇幅来看，这部书意义很大，非有笼罩全局、通览中西古今的气魄不能办也；但从内容上来看，我感觉颇有些失望，理由是我以为写这类通史，固然不见得要处处资料全面、观点新颖，至少要能够驾驭得起所使用的资料。做到稳妥、合体，便已是中等水平以上了。这部大书读下来的感觉，却是难以承当这么堂皇的一个题目。从文献解读和运用上看是如此，从学术背景知识上看是如此，从专题史的结构与眼光上看，也是如此。纵然我们现在可以借用西方先进文明的喷气式飞机，一下子冲到高空中，俯视整个大地，但如果没有细致的地面扫描技术，没有科学的地貌分析仪器，那么绘制出一幅庞大混杂的地图，又有什么益处呢？在此，我将举出几点意见，以供参考和商榷。
首先，我以为作者对“欧洲早期汉学史”这个题目的理解，过于受其“汉学史”三阶段说所局限了。此前，张西平先生曾提出，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3个阶段。故而所谓“早期汉学史”，便是专业汉学建立之前的头两个阶段了。本书以第1章论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第23、4章述德、法两国专业汉学的兴起。其间的21章主要篇幅，则全是传教士汉学阶段的内容。我觉得如此便不能算是合乎题旨的写法了，好歹作者自己也在后记中说，要“梳理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对所谓“游记汉学”阶段的简单化处理，实际上表现了对古代传统的轻视与忽略。
而“游记汉学”这个概念，我个人以为也有可议之处，不可否认，文明交流初期，关于异域的认知有一部分内容是来自于个别的旅行者之记述，但凿实为以“游记”这样的书写文本为载体，便无形中排斥了道听途说的另一组成部分内容。举本书作者所熟悉的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且不言所采用的耿昇先生译本中有多少“美丽的误会”）来看，大部分材料都属于“道听途说”，极少数才是“游记”，而且那游记作者往往也是在东方世界旅途中“道听途说”而来的知识而已。比如作者未译出其绰号的旅行家Cosmas，其名号中的Indicopleustes，意即“到过印度的人”，他可能是除了亚历山大大帝军队之外，足迹最远的一个西方人了。他笔下的中国，也是听说来的。再如作者论述较多的中古西方的“游记汉学”，所使用的文献资料都是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译丛中的书，我以为若是谈中西交通史、关系史，我们不妨仅以可信之游记资料作为依据。但这里研究的是“早期汉学史”，关注的是“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那么就不当局限于历史类的材料，还要纳入文学中的信息，比如今天大家都知道是虚构作品的《曼德维尔游记》，其书对东方世界的描述都影响到了莎士比亚，难道不能进入此书关注的视野么？
正是由于作者对西方古典时期与中古时期的思考不够充分，造成这部分的内容极为贫乏。而且其中对古典时期的论述漏洞百出。作者对西方古代历史的知识就非常欠缺，他提出这时期划分为两个时代：“希腊时代”和“罗马时代”，但到底什么是“希腊时代”、什么是“罗马时代”，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世界史之“希腊时代”，当止于西元前300年前後，就算连接上亚历山大大帝身後的几个王朝，即所谓“希腊化时期”，也应当止于西元前50年前後。而作者在此时代里涉及的主要文献，不仅有使用拉丁文写作并属于罗马帝国时代的老Pliny和Ammianus Marcellinus，也有使用希腊文写作但生活于西元2世纪的Pausanias和Lucianus（後者还是个叙利亚人），竟还有使用叙利亚文写作且生活于罗马帝国时代的Bardesanes。因此，可知作者不仅混淆了“希腊时代”和“希腊人”、“希腊作家（指以希腊文写作者）”，对于最主要的拉丁文经典作家也全无了解。说起来，只有此节开始征引的希罗多德《历史》是希腊时代的文献，作者不知此书至少竟有中译本可参考，偏偏辗转抄来的引文又有错误，黑海东北隅顿河误作“黑海东北偶”，《历史》第4卷引旅行家Aristeas长诗，原本是说极北之族居于中亚民族Issedones之外方，却不知为何在此变成了“北风以外”的所在，令人感到莫明其妙。接下来，作者又言希罗多德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继而说戈岱司以为其知识不可延伸到如此辽远。读之令人愕然：分明上文是在讲希罗多德引用其他旅人之见闻资料的啊。至于“罗马时代”，先以旅行家Cosmas作为“罗马人对中国的地理位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的代表，本书作者将这位罗马帝国末期的亚历山大里亚人，称为亚历山大时代之人，等于将时间倒退了900年。而后面重点介绍的Theophylactus Simocatta乃是以希腊文写作的埃及人，属于6世纪後期的拜占庭史家，归为“罗马时代”，古今西方史家都不能赞同。
此後至马可·波罗的中古欧洲旅行者，书中所用文献都有中译本，梳理起来想必不甚困难。在马可·波罗之後，作者开始写第二章，引出了大航海时代，并提到哥伦布对马可·波罗的崇拜。我以为这里实有必要分析论证的是，为何这些人放弃了原本的陆路而改行海道。作者也在文中顺便提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障碍，但航海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对所谓“时代精神”的改写，它从根本上大大刺激了人们对异域世界的认知和想象的欲望，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上，利马窦时代仍有耶稣会士鄂本笃（Benedetto de Gois）希望经由欧亚内陆进入中国传教，却被旅途上的种种困厄与险诈耗尽了精力，最后在甘肃去世。临终时他致书给已在北京的利马窦，“力戒以后旅行，不可由彼所经之道，盖危险而无功也”。
自第4至13章，处理的是西方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因为其内容大多耳熟能详，于是也大体不会有什么失误。但是，这些内容其实与本书的题旨有点不合，故而作者需要以涵盖面较大副标题“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来大而化之。仔细想来，即使如此，本书的重点也应是通过在华传教士活动来促进西方汉学的兴起才对，可是这10章中所讨论的，绝大多数是西方文化如何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直到第14章，才算回到正题上来。其实，这部分作者可以借重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资料，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借鉴，而不是只顾着讲他们拿来了自鸣钟和大炮；也可以借重范存忠、陈受颐、钱锺书、方重、杨周翰诸先生的著述，谈谈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学中的反映和影响，而不是只顾着讲伊索寓言在中国的译本了。近年来还有对中国传统音乐、美术等领域在西方世界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成果，可惜作者都没有及时吸纳进来。
柏应理一章中拉丁文很多，处理多有不当之处，比如页434，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作者在後面附了括号，注明“意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或《中国知识的拉丁文译本》”，显然这里“的拉丁文译本”6字应移出书名号才对。17章第4节的第4部分谈到柏应理译书中的周易图，所标的卦名之拉丁译文，拼写基本都是错的。由此我们很怀疑注释里出现的大量拉丁引文是否为作者所熟悉（其中甚至也出现了乱码）。不仅如此，作者甚至不知道四象中的“太阴”两爻都是二画，居然画得同“太阳”是一样的！我们也就不会奇怪作者说，“关于八卦图的图式有朱熹作和蔡元定作两种说法，从柏应理所介绍的图式来看，他的图很可能来自朱熹所作的八卦次序图”，显然他是以为朱图与蔡图是两回事，而柏应理放弃了“蔡氏”八卦图。
谈到索隐派汉学，我们大概知道是以基督教义来附会中国上古经典的研究派别。“索隐派”这术语早见于他处，也许不算作者此书的发明，但我读了作者对此学派的描述後，反而感觉不该如此翻译了。此语本是Figurisme这个法文词的翻译，表示对《旧约》隐而未发之义进行揭示，似乎更接近于阐释学的原初之解经方法。如果使用此术语是出于对《红楼梦》的索隐派之比拟倒也罢了。可作者提到，拉丁文figura一词源自对希腊文Typos的翻译，而查罗念生《古希汉词典》，知这个Typos的意思在于指形象、模式等。假若非要联系上《周易》（作者言“索隐”之概念在中国也有来历，即引《周易》的话“探赜索隐”云云，误作“探啧索隐”），还不如译作“象数派”合适（何况白晋自己也最重象数），好比谭嗣同《仁学》所说的“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彷彿《礼运》大同之象焉”。当然译作“象数派”也未尽合适，不管如何，称之为“索隐”，好像令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从此才有了真义，教人甚是不快。读第20章，我们根本看不出白晋代表的这个索隐派到底怎么“索隐”法，到第21章，作者举出了马若瑟读《说文解字》的文章来，我们才有点“恍然大悟”：这个路数其实在晚清主张“西学中源”说的那些人著作里很常见嘛，假如我们把廖季平的《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和张自牧《瀛海论》也叫作什么探微索隐派，想必一些似懂非懂的外国人也会佩服起来了吧。固然洋牧师们通过比附圣经来说事儿，给咱们的儒家经典头上套好了光环，真是一片苦心值得赞誉；可当年持西方文明发源于中国说的那些人，不也提出“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么。
写欧洲早期汉学史，不消说外语首先得过硬，本书扉页上写的是向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致敬话，想必这方面能力不该是我这等中文系出身的人所可以议论的。但此书中对拉丁文的大量征引与其中的错陋差谬之对比，令我想起最近读到的再版朱杰勤先生译本《大秦国全录》，其中有限的几个古希腊文字也被印错了，找出1964年的旧本来看，却居然没有错误，这个责任显然不在已归道山的译者了。研究欧洲的汉学史料而没有一点起码的希腊、拉丁文字知识和基本的西方历史常识，恐怕如同西方人治汉学而不识汉字、不知中国大体有几个朝代一样可怕吧。如今关注中外交通史者，有的人能解读各种语言的原始文献，这自然是值得尊敬的；也有一部分人致力于现代西方学术的引介，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既然这是一个历史论题，多少要有一点随着古人长途跋涉、亲历其间每一个脚印、每一处风景的决心吧，假如只是坐上飞机，直奔目的地，其间沿途的山水草木都远离于脚下，如何能够建立起其中的历史感？

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3，言中国古代记极光之自然现象者，常见“天裂”一语（尤见唐《开元占经》），可与古希腊人之chasmata【原意指导致地震发生的地上之裂口】相发明，此希腊字义出自亚理士多德《天象学》342b。讲说颇为简明。然翻看後出之戴念祖氏《光学史》第331页，陈美东《古历新探》第592页，皆言及chasmata，而不能道其出处。其中戴书抄自陈书，而陈书则译自1960年代之英文专著。文献几经辗转，仿佛已不可考。又，不仅“天裂”与chasmata两者可相参照，陈书中所引“古希腊人”（Anaximenes之说见于Aetius所引，疑是虹；Anaxagoras之说见于Plutarch之Lysander传，xii 4，其他残篇涉及虹、太阳黑子）说的英国话“rare sight”，也可与对比于《伏侯古今注》（《太平御览》引）之“异光”。此固为修辞学的问题，若探究其中的思维之原因，设辞之根本，比附之于所谓的“科学社会学”，殆亦无不可欤。

“我们幸好开进一个海角环抱的海湾。摩尔人把那个海角称为‘加瓦·如米亚角’，用咱们的语言说，就是‘基督教娼妇之角’。据摩尔传说，断送西班牙的‘加瓦’葬在那里。摩尔话‘加瓦’是娼妇，‘如米亚’是基督徒。摩尔人向来认为船在这里抛锚不吉利；除非迫不得已，决不在这里停泊。”
（《堂吉诃德》上册，第41章，杨绛译文）

中国自古有“红颜祸国”之论，自妹喜直到陈圆圆，无不如是。白居易《长恨歌》，有心“感伤”而无意“讽喻”，可是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读来仍不免刺眼。惟是故，李商隐诗中便云：“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鲁迅曾说：“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这是小说里的讽刺文字，倒正好拿来同东汉崔骃《七依》所谓“孔子倾于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遗其虚静，扬雄失其太玄”的夸诞之语相互发明。亚理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ii 9）里劝诫世人勿耽逸乐，谓适意享受之欲求如海伦之为祸水。可在中古欧洲的传说掌故里，亚翁这样的大哲人也被着实戏弄了一番，跪倒在他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情妇的石榴裙下，甘当坐骑。似乎可以认为，红颜之成为祸水（her story），更多是后人有意以笔墨唇舌附会的虚构想像（history），固然不可当成真的历史规律，不过除了道德伦理的说教之外，其中必然还存有叙事人、引述者、听众诸多方面的各种心理与动机，要是细细分析起来，也是颇能增长见闻、体察风俗的呢。
近日见到一本研究西哥特末王之“倾国”传奇的书，题为《国王与娼妇——罗德理克王与拉·加瓦》（The King and the Whore, King Roderick and La Cava，by Drayson, Elizabeth Anne，2007），系Palgrave Macmillan公司的“新中古”丛书之一种。平时粗略涉猎西方古典文学，对曾令大诗人西多尼乌斯临终前悲叹哀悼的西哥特素无好感。再加上读过林琴南翻译的《故宫大食馀载》，听过《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因欣赏安达卢斯文化的种种流风遗韵，遂教我对西哥特在伊比利亚如何失国于阿拉伯人，就根本不能产生丝毫的同情。只是少时熟读的杨绛译《堂吉诃德》里提到过那个“断送西班牙的‘加瓦’”，以及悲叹“昨天我是西班牙的国王，今天城上每一堵矮墙都不属于我”的罗德理克王，不免还是产生了好奇心，想了解个究竟。
此书所研究的核心故事，便是西哥特末代君主罗德理克与其大臣之女拉·加瓦的一段孽缘。其实严格说来，根本找不到有关“加瓦·如米亚”之存在的真实证据。西哥特亡国之后，史家开始叙述他们如何在安达卢斯建国时，才逐渐勾画出了这么一个女人来。据说，罗德理克偶然窥视到拉·加瓦的美貌，兽性大发，对之横施非礼。加瓦之父尤利安在北非镇守休达（Ceuta）之城堡，占据直布罗陀海峡的军事要津，听说了这桩丑闻，冲冠一怒，起兵倒戈，引领阿拉伯军队杀入欧洲，最终在711年击垮罗德理克的军队与王朝，从此奠定了摩尔人在西班牙700馀年的统治局面。
这段造成封疆大臣背叛宗教和国家的传说，历来为西方人士所熟知，而《国王与娼妇》一书详细地研究了一千多年里的相关史籍、剧本、谣曲、小说等文献，并结合已有的学术成果，对这个故事如何发生和演化的种种细节，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
在此举几个例子，首先，有关此故事的发生，涉及穆斯林史家以及安达卢斯的基督教史家对罗德理克王形象的塑造。作者先在第一章中引出了此西方君主的第一个文化形象，却不是出现在西班牙，而是在东方。约旦河畔的沙漠中，有一座倭马亚王朝末年（当在711至750年间）的小宫殿，今日所见的废墟残垣上，还有一幅六王朝拜壁画，表现东西诸大国君主臣服于哈里发之状，其中便有罗德理克王，服色形貌的细节大体能够合乎真实，必定是艺匠从西班牙摩尔人的书信中获取。其被征服者的形象，带有沟通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个世界的特点，这正预言了安达卢斯未来之“和平共处”Coexistence的理想局面。如此说来，罗德理克本不致像以后所呈现的形象那样不堪。可是不久后，阿拔斯王朝建立，新君主力图抹除旧朝的一切历史记忆，消除了很多的档案文献。待重新建立起有关摩尔人征服西班牙的历史叙述时，已在西元10世纪前后了，遂使得其中种种内容充满虚构和想像之处，全不同阿拉伯人史志中对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征服载记。例如征服者捏造出罗德理克与突尼斯公主的虚构婚姻，以证明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本来存有的良好关系，便对叙述穆斯林的入侵欧洲产生宽解人心的效用。作者注意到，拉·加瓦之不幸的故事产生于托莱多，这个城市在11世纪初已是基督徒译书（其中主要是古希腊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的重镇，文化学术的交流很多，阿拉伯人的传奇因素和基督教文化的道德教诲传统相互融合，也影响到了历史的叙事。起初，史家注意到了尤利安的角色，在解释此人的叛国行为时，渐渐浮现出了其女儿的形象。11世纪的基督徒所写的一部哥特人编年史中，侮辱拉·加瓦的人本是罗德理克之前的西哥特君主维提扎，罗德理克尚不具有残暴蛮横之特征。以后的史家逐渐改变角色的安排，或云加瓦是维提扎之美妾，或云罗德理克所强暴的是尤利安之妻，但已逐渐接近今世流传的故事之框架了。
故事框架既已粗定，如何继续“加料”？编故事的人们也许想到了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中的同类型素材，比如特洛伊因帕里斯劫掠海伦而遭覆灭，古罗马末帝之子塞克斯都·塔克文因强暴鲁克蕾提娅而失国，还有《圣经》提到的大卫王与拔示巴之事迹。本书作者在此外还罗列出了其他若干文献，包括拜占庭帝国史家普罗柯比乌斯的《汪达尔战史》、塞维利亚的伊息多耳的《哥特史》，以及两部挪威人的萨迦，数首丹麦人的谣曲，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指出，以上这一组文献中出现的同类型故事，均发生于早期的哥特国王Ermanarich身上。或许，编史之人有意从哥特王族世系中找到罗德理克罪业的前例，从而令传说变得更为可信，书中还涉及西哥特王统的史事细节，兹不具述。至15世纪，此传奇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尤利安之女的“戏份”开始加重了。托莱多一位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所作的史书中，国王于散步中偶窥此女（名为Alacaba）之裸足与美腿，顿生爱慕心与征服欲，为故事的发生铺垫了一处关节，正可令我们想起希伯莱文学中的拔示巴故事。此后他人的继续敷演正强化了这一“犹太味（Jewishness）”，比如增加了国王在“孔雀园”中窥浴的场景，史志意义渐已削弱，传奇体（Crónica本义作“编年史”，15世纪中期或成为历险故事的代称）的文学兴味提升。
基督教作家的立场，惟在于强调故事中的罪恶，但在安达卢斯时代，既然罗德理克的王后是穆斯林贵胄，作为阿拉伯人的“乘龙快婿”，罗德理克不宜全受责难，于是矛头指向了作为祸水的“红颜”。1430年前后成书的《萨拉逊编年史》，其实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小说，为后世所熟悉的拉·加瓦一名，初见于此，是语源自阿拉伯文，盖“荡妇”之谓也。小说家言，被送到王宫受教育的拉·加瓦妖艳异常，惯于抢风头，故而令国王一睹其芳容即方寸大乱：“一天国王走入望楼，于室中独自徘徊，偶尔抬眼望向花园，见尤利安伯爵之女拉·加瓦立于园中，与众姝谈笑，未料有人窥视。拉·加瓦姿色绝伦，一切举止，皆有风情。游戏间，她提起裙裾，呈现出赤裸的双腿，洁白似雪，其光泽足以眩惑世上任何一个男子”。之后，这群少女的游戏愈发出格，拉·加瓦被剥去罗衫，袒露着胸膛，身上只有一条猩红色衬裙，更令国王难以克制其兽欲了。如此，故事的叙述由道德训诫的忏悔录变成了香艳的色情文学，即便叙至国王后来的忏悔期间，作者仍要大肆渲染拉·加瓦妖妇般的幻象，如一道风月宝鉴，再三地诱惑罗德理克。研究者说，这些色情因素无关劝诫之宏旨，纯粹是为了吸引世俗读者的兴趣而设，如苦口之药丸裹以糖衣，正是中古及近古早期文学惯用之手法。进入现代社会，拉·加瓦的名字有所变换，她也就不再是一位荡妇，而更多作为一名受害的少女而受人同情。
关于罗德理克的下场，一说他阵亡于711年7月决定胜负的瓜达莱特河战役中，但也有别的说法。1440年托莱多一位皈依天主教的人士（converso）将原有的编年史重加撰写，其中就提到罗德理克逃到葡萄牙，在花园做佣工，对自己的罪孽产生忏悔意，最终以身饲巨蛇而死。这一段情节还引得司各特写了部《堂罗德理克的幻象》。而古西班牙之小说家的《萨拉逊编年史》则描述到那蛇有二头，一啮其首，是为恶业之源，一啖其势，是为亡国之根。很有一些“无知的西班牙人”（吉本原话）相信这一说法，《堂吉诃德》中，桑丘与公爵夫人及众侍女娓娓闲话，说古道今，感叹起人世无常，就不免说到了这位昔日的国王，公爵夫人的保姆插嘴道：
“歌谣里说，罗德里果国王活活地给扔在坑里，里面尽是癞蛤蟆、长虫和四脚蛇，过了两天，他在坑里有气无力地哼呢，说是
‘我身上哪一部分罪孽最重，
它们在那里咬嚼得我最痛’”。
据说，拉·加瓦后来被许配给了一个出身高贵的阿拉伯人，生育二子，生活幸福美满。埃及学者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第七卷中提到，阿拉伯远征军来到西班牙后，很喜欢娶西班牙女人，两个民族的通婚结果，是诞生了一批聪颖勇敢而且十分英俊的人物。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曲折，笔者学力不及，未能深究。不过，为人所熟知的故事（经华盛顿·欧文之妙笔渲染而家喻户晓，但其真实性自然也要大打折扣），是罗德理克王的未亡人伊吉罗娜Egilona落入摩尔人之手，数年之后，她成为总督穆萨·本·努赛尔的老婆。据说伊吉罗娜对她的阿拉伯丈夫起到很重要的影响，为西班牙当地的天主教徒免受过多的迫害而做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在大马士革新立的阿拔斯王朝对于这场婚姻很是反感，以致新势力运动起密谋者杀害了穆萨·本·努赛尔。至于尤利安伯爵，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之尚且恨恨不已，说他应得“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可见叛国者是无论如何不能逃脱其罪责的。
这一出伊比利亚的风月传奇、倾国闲话，固然不可视为信史，但也不可抱着“娱乐八卦”的猎奇心理，只图一快。我们且须谨记钱锺书先生的话，“文献征存之考真妄，与帷薄阴私之话短长，殆貌异而心同者欤”（《管锥编》，页1228）。历史研究之意义，不见得只在于还原出历史的最初真相，因为往往更多时候，我们能够读到的，是时间累积中遗落的观念碎片。如何拼贴这些观念和思想的碎片，使之呈现为一个故事结构，往往不仅是文学的工作，其实也是历史学的工作。本书作者服膺海登·怀特对历史叙事的精辟论断，谓史家之言介乎史事与“先类型的情节结构（pregeneric plot structure）”之间（《话语转喻论》），因而对于罗德理克与拉·加瓦的故事之传播和演化做了很多分析讨论，那就远不止本文所关注到的这一点范围了。

最近买了一册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访谈录Tintin et Moi的中译本，展读之馀，回忆起少时读其《丁丁历险记》的快乐感觉。25年前，那时我家还在药厂住，七二楼（药厂宿舍楼以建筑之年代命名），那是邻居家小孩子们关系最好的一段时光。记得是一个暴雨天，大家搬着小板凳在三楼过道靠窗的那个角落交换“小画书”看。我拿到了两本《黑岛》！翻开以後便被深深吸引住了。那时虽说才读小学一年级，但6岁时就被爸爸教着认字，读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所以粗通阅读之事。故而不仅对丁丁如何在布鲁塞尔乡野摆脱杜邦兄弟的纠缠画面开怀大笑，也能看懂下文丁丁如何破坏苏格兰古堡里印刷假钞之犯罪集团的阴谋。现在想起来，大猩猩的那段情节，当时颇教我觉得紧张。假如开始读的是《绿宝石失窃案》或《714班机》，也许不会使我印象如此深刻。

此後便知有丁丁历险记这套画书。爸爸给我买了一套《海盗失宝》（今名《红色拉克姆的宝藏》），寻宝也是我最喜爱的故事（那时已读到斯蒂文森和马克吐温及少数的凡尔纳小说）。当时还不知有《独角兽号的秘密》，因而读起来略感突兀。後来好像是在电影院旁边的小人书租赁摊上才读到。动辄暴跳如雷的阿道夫船长自然是令小孩子最觉得可爱的形象。卡尔库鲁斯教授不甚令我喜欢。
同学中间也有丁丁迷，有的人几乎拥有全部的丁丁历险记，并慷慨地借给大家看。印象最深的，是《蓝莲花》、《红钳螃蟹贩毒集团破获记》、《月球探险》、《丁丁和雪人》（《丁丁在西藏》）。後来我又用节省的零用钱买了《丁丁在刚果》、《丁丁在美洲》、《破耳朵的故事》和《绿宝石失窃案》。最後这部很令我失望，因为根本不是个案件嘛。
这些小画书的特点是两册一套，小32开本，内容是黑白的。近年我读了《永远的丁丁》那部大开本的导读手册，还有对照新买的彩图版《丁丁》全集，才知道埃尔热早期的绘本是黑白，後来才陆续修补改版成彩图本。我们小时候看的黑白图本，其实是用彩图版制成的。即使彩图版，前後也大有不同。比如《黑岛》中的苏格兰客栈便发生过细节上的大变动。而在某些地区发行的彩图版中，情节也有差别，北欧版坚持对野生动物的爱护，因而《丁丁在刚果》中被炸得灰飞烟灭的犀牛，就变成了被丁丁的猎枪吓跑了。《丁丁在刚果》是彩图版全集的第一部，里面满是丁丁猎杀非洲动物的场面，小时候对丁丁开枪连续打死15只羚羊印象很深，最近读《丁丁与我》，才知是André Maurois笔下的旧情节。起初的《丁丁》故事比较粗糙，小孩子读到丁丁把一只猩猩打死，再剥皮自己套进去，或是丁丁自己掉进肉罐头厂的机器，险些被绞成肉泥，多少还是觉得有点恐怖的。
若以成年人的眼光看这套书，我觉得更为吸引人的，是《法老的雪茄》、《奥托卡王的权杖》、《太阳神的囚徒》、《神秘的星星》这几部。彩图版的优长，在于从细节上展示历险者身边的一切环境。这令我们想起法语文学中伟大的巴尔扎克。根据导读手册，可以看到埃尔热如何搜集绘图所需要的素材，《蓝莲花》中所有的中文不仅有意义，而且还有历史文化背景和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意味，这自然要得益于埃尔热的中国朋友张充仁。《奥卡托王的权杖》虽然是杜撰了一个西尔达维亚国家，但描述此国建邦历史时却丝毫没有粗制滥造，那幅根据莫卧尔王朝细密画而创作的大图实在具有强烈的效果。
我的彩图版《丁丁》全集一共22册，没有最早黑白版的《丁丁在苏联》，没有埃尔热未完成的《丁丁与阿尔法》，也没有和埃尔热本人无甚关系的《丁丁在鲨鱼湖》。后人仿作很多，甚至有恶搞的色情版丁丁漫画。我觉得这个全集虽然不全，但是足够了。我还读过埃尔热的其他作品，比如《乔、赛特和游果历险记》，还有可能未译成中文的Quick & Flupke，画面如同丁丁历险记的场景，但绝无《丁丁》中的故事与细节那么精彩。
我从来不喜欢看美国肌肉超人或“Bad Girl”式的comix，日本的漫画书则有一部分还可接受。我以为最可爱的是法语世界的la bande-dessinée。周克希先生发愿独立翻译Proust的《追寻逝去的时光》，未成完璧，又译出了法国人根据此小说改编的BD之上册来，也是我喜爱的风格。有人不明就里，竟谣传说是丁丁的作者之作品，真是荒唐极了。我看wiki上介绍，说《丁丁历险记》这种风格叫作“图解式Schematic style”，继承埃尔热之风格的年轻人们，今已纷纷成名。有几种代表作，也是我极为喜爱的。

比如参与《丁丁在西藏》和《红海鲨鱼》的Jacques Martin，他创作的Alix历险记太壮观了，借由共和国末期的虚构人物之历险故事，串联起古代东西方世界的若干历史画面来。千秋壮观君知否？Alix甚至还到过中国呢！再就是Les Aventures de Blake et Mortimer，其作者是Edgard Félix Pierre Jacobs，他为《法老的雪茄》制作过舞台剧的布景。同Jacques Martin一样，他也是从《丁丁》杂志出来的艺术家。还有其他一些，在此不谈了。真希望这两套BD将来能有中译本。

【自己收藏的几张北大图书馆借书卡】借书人有钱锺书、吴兴华、朱光潜、陈梦家等人。当然见过的卡不止这些，我只是後来抽出了几张作为纪念。大多数都原样儿塞回，并在背面也填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借书日期。

【近日买书比较喜欢的几种】《十日谈》我家本来有平装本，那个是节本，700多页，这个是精装全译本，900多页，一直想买。小时候记得是藏在爸爸的书箱里，锁起来，和《金瓶梅》、《三言》《二拍》一样不准我们看的。允许看的是四大名著和《堂吉诃德》，我从小翻看的那套《堂吉诃德》不如现在买的这套网格本好，虽说都是杨季康先生译本，这套有Gustavo Doré的铜版画插图（但不全，多雷原来画了113张，这套中译本才收了30几张）。

春节回家看小外甥扮岳云和李小龙

本周因期末杂事多，借了几本学人传记来翻翻。其中我最爱读的，是程千帆先生的《桑榆忆往》，里面的掌故，在北京听同屋同学说过不少了，我觉得特别受用的，是程先生随口间透露的一些治学心得，以及他对所关注过的学者的评价，这个老先生极会点拨启发。书中提到30年代最高水平的研究生论文是吴晗《明实录》研究和王明《太平经》研究；记章太炎曾说谭献之稚子开口谈汉书艺文志，此见目录学入手门径虽正确但无专门之学的空疏；言杜甫晚年以律诗写政治，乃独创，前人唯用五古；书本篇目的“目录”用法不确，当作“目次”。议论学林名宿，特别推介刘永济氏，言其对《文心雕龙》的《校释》论精深胜过范文澜《注》。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程先生指出钱锺书诗集的评价：太要好（袁枚：朱彝尊贪多，王士禛要好），黄山谷的路子，天下之至慎者（“我怀疑他还有另外一本诗集”）。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谢冕《红楼钟声燕园柳》，写得很深情，却不算是很好的学人自叙。童教英为乃父作传，有点儿意思，但作为家人晚辈，我觉得这么写又不太有意思。童书业绝对是个书生，看他柔弱又可怜的一生，觉得真是天丧斯文。何兹全的八十五岁自述，讲得很实在，但缺少灵性，之前读季老的清华园日记也是这个感觉，山东学人的通病么？赵俪生的八十二岁《篱槿堂自叙》，其实差不多，怨气够重的，他的学问我接触不到，不过看老先生当年电话中怒斥杨联陞一幕，挺有范儿的，没灵气没灵气罢，至少够耿介端正。张耕华《吕思勉传》写得很扎实，不过比较死板，我作为喜欢读吕先生书的读者，好多问题自己去看原书得了，不必要参考传记。相比之下，眼下很火的《狂人刘文典》倒又过于生动了，绘声绘色的，也不喜欢，刘的照片附了很多，看他卓别林一样的神气，难以产生尊重之心。之前读《上海书评》五明子先生高山杉氏的文章，知道此书还是很开掘了一些刘叔雅的佚文。但作者老提起于丹的《庄子》成功学，不好；再者，旁枝太多，不过这合乎副题“及其时代”，大路货而已；326页，提及鲁迅和刘文典在1926年7月6日的见面，引鲁迅日记不过“遇刘叔雅”四字，显得鲁迅似乎好像对刘不亲切一样，可作者下面引他人“考证”，统计鲁迅著作5次提到刘文典（新版《鲁迅全集》还是不可靠，索引才提到三处，而且刘叔雅下面没有说“见刘文典”，当成两个人了），若是把书信的那条，代替日记这条，至少我们还知道鲁迅也是说他们当时“谈了一通”的，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