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東非西

德国古典学者Wilamowitz的著作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1921年，1927年第三版）有了中译本，这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近年国内学界对于西方古典文学与历史的重视提高了，似乎“言必称希腊”为一种时尚，然对于西方人研究他们最正宗的古代传统的学问，可惜还没人认真去翻译出一部学术史来。以英语世界（作为第一通行语言，翻译和著作两方面都考虑进来）目前还不算过时的古典学术通史之著作言，除了Wilamowitz此书的英译本之外，尚有两种比较重要的书，一是英国学者Sir John Sandys的三卷本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08年，第1卷在1921年出版的第三版为最终定本），另一是德国流亡学者Rudolf Pfeiffer的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68－1976年）。Sandys的著作详赡渊博，可谓是20世纪初叶对以往各个时代古典学术成就的总录，在当时还曾对拜占庭和中古时期的论述以及对东方世界的涉及而备受赞誉，虽时过境迁，问题意识和文献考辨已显老态，但尚无可以取代其地位者。而Pfeiffer的著作精要妥洽，尤其以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研究受人瞩目，可惜他的著作没有写拜占庭和中世纪的学术史部分。除此之外，像德国学者Gudeman的英文版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02），比其後来的德文版定本形制上偏小些，但这是一部提纲或称为书目简录。其他分国、分时代、分学派的学术史甚多，则不能详述。
Wilamowitz此书是简略的“史论”体，尤其是略古详近，头20页便将文艺复兴以前的学术史交代完毕，他在书中提及，其“史论”下所汲取的“知识”多取自前揭Sandys著作，但他显然比Sandys更有自己独到的见地（Pfeiffer即批评Sandys书中缺少主脑，而称许Wilamowitz好恶分明，臧否得痛快）。他对早先的史事始末和学者生平大多不会具体展开谈，以印象和直觉去做点评，这对于大学者而言是一种功力的体现。如中译本第15页谈罗马帝国时期“拟古”风气下的语法学著作家，在Sandys著作中被津津乐道或啧啧称赏的，落到Wilamowitz眼中便只有一句讥诮之言了；又如第26页谈古代典籍传承，若是同样熟悉那些背景知识的人便可领略论者的欣悦情意。而对于少数的大学者如Scaliger、Bentley及19世纪之学人，却又不吝笔墨，以彰显其成就。其中对Bentley学术生涯的论说，竟可能要比Jebb以此为论题所写的Bentley一书涉及的范围还要广（见英译者注释319），足见Wilamowitz之学力与论才。
然而在学问功力之上，还有德国学人的一股精神，存在于此书的字里行间。此精神围绕着Altertumswissenschaft（古典学）一词展开，这个词是19世纪德语新发明，将一切古代世界相关的学科统称为古典学。Wilamowitz相信学术的认真精神会帮助我们复活已经逝去的世界，而这种复活的意义在于唤醒情感和理想，为现在和未来的时代注入古人曾有过的生气与活力。为何孜孜不倦地校雠异文、训诂古音？为何历尽艰辛地发掘古迹、誊录碑铭？为何要将古人遗献，哪怕是只字片语的残篇零简视如珍宝、集掇成册？就此而言，虽Altertumswissenschaft一语为新造语，但就其精神而言，绝不仅限于19世纪以后，亦绝不限于日耳曼之学术界。事实上，此书德语原题中的philologie更能说明这种精神传统，这其中有一翻译上的尴尬，因为英语中的philology是从德文法文中借来的，它往往和linguistics混淆不清。一般说来，philology译作“语文学”，以区别于“语言学”。欧陆学界的philologie有一古老来历，即古希腊文的φιλολογία，字面上解为“对言辞的爱好”、“喜好修饰文词”，最早见于柏拉图。而使之成为学问、学术之代称，并以φιλόλογος（语文学家）自居的，则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博学之士Eratosthenes开始的。此後拉丁语世界也出现了philologia和philologus，嗜好文词，信而好古，学术精神推动着知识的发展和分化。西元5世纪时，Martianus Capella写了部梦幻传奇般的寓言体语法学著作，在中古早期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书叫《斐萝萝嘉与墨丘利之联姻》de nuptis Philologie et Mercurii，司掌传达和解释的神使墨丘利发愿求一妻子，日神极度称荐了一位睿智无比的少女，名为斐萝萝嘉Philologia。新娘被引领至神界，显形为言辞之女神，七位伴婚少女，分别是语法、逻辑、修辞、几何、算术、天文学和音乐，这正是中古人文七艺的人格化身。可见“语文学”作为一切学问之始的地位已经深入人心。F. A. Wolf在1777年立志要做一名“语文学”专业（当时无此专业）的学生，从此方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这门学科。虽说，时代发展了，碑铭钱币、考古文物、纸草文献，都可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资料，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新材料者日益重要，但是以训诂、考据学问支撑的φιλολογία之精神未可磨灭。惟是故，不仅Wolf对之情有独锺，时至Pfeiffer成书之日，他在前言中依然标举的是philologia perennis（永恒的语文学）。著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Said曾著有一篇《回到语文学》的文章，乃是生前对他本民族的醰醰旧学最後的深情一顾，正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也。
译者系西学名家陈恒先生，著译成果很多，且热心于组织学术翻译事业。此中译本包涵着他的趣味与怀抱，令我们十分感佩。但翻译中存在一些瑕疵，主要集中在人名绰号、教会神职、典籍题名和学术术语上。下面列举一些值得商榷或修改的：
【人名、地名类】Georgius Choeroboscus当译作“豢猪者”乔治、Thomas Megister宜译作“大师”托马士，Monte Cassino翻作卡西诺山，与蒙特卡罗无关；
【术语类】patriach当译作“宗主教”；prosodic不是“做诗”；而是“作诗”之法，epigram可译作“警铭诗”、“隽语诗”，未必是“铭文”；“花园学派”宜还原作伊壁鸠鲁学派，否则上文的Stoa也该译为“柱廊学派”；
【题名类】品达的著作当是《奥林匹亚颂》和《皮提亚颂》，与当地民人无关；Photius的Bibliotheca不是文献目录学的《书目》，而是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故而可译为《群书集缀》；Aratus Latinus不是《阿拉图斯拉丁语》，而是《拉丁语译本阿拉图斯》；Hisperica Farmina当译为《西方演说录》，其中Hisperica是由爱尔兰古名Hibernia组合其他拉丁语词而成，大意是“西方之岛”；亚历山大里亚的机械学家Heron的Automata当然不会是《机器人》，而应该是《论自动机械》；亚理士多德在拉斐尔画中手拿的是《伦理学》Ethics，而不是《论理学》；Scaliger编纂的Triumviri amoris译作《三种爱情》不合适，此书是Catullus、Tibullus和Propertius三人的情诗集，应译作《情诗集三种》之类才好；Theophrastus的Characters是开启后世英语小品文的《素写集》；将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译为《奥古斯都历史铭文》显然不对，可按照王涣生的译名作《皇史六家》；Statius的Silvae乃是《诗草》（周作人）或《诗林》（钱锺书），而不是《杂录》；Lexicon Cantabrigiense应译作《剑桥藏本辞书》；众多的Anecdota，都属于文献辑录，类似我们中国的《汉魏遗书》，而不是轶事汇编；Elogium不是随笔集而是选集；Plutus惯例译作《财神》；Homeric Hymn是荷马风颂诗，不是荷马自己的作品；Lexicon Technologica不是《技艺辞典》，而是《类推法词语汇释》这样的书；拜占庭君主的De caerimoniis不是《论崇拜》，而是他编辑的一系列百科全书中的一种《仪礼类书》；《德意志史料集成》，当作《日耳曼史料集成》；Poetae Latini minores不是《平民拉丁诗人》，而是《二流拉丁诗人作品集》；Leonhard von Spengel令人羡慕的著作和艺术品无关，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修辞术著作的汇编；西塞罗的De finibus不是《论死亡》，而是《论目的》或从中译本作《论至善与至恶》；
另外译注虽多，但略嫌草率，且有些不能起到补充解释正文的作用。30页译注1与正文不合，91页译注1对Greek Anthology英译版本的列述除loeb本其他都是选本，且大多属于普及性读物；英译本译注也有一些翻译了出来，偶然有些小问题，比如注释24就把Gregory of Nazianzus和Gregory of Nyssa误当成了一个人。

doubanclaimd96c12d9fd85e91f

读王尔敏先生近著《今典释词》，盖以古人著作体例翻新的札记拾零，实则可视为是老牌近代史家编的专业关键词释义。大多难度不高，需要有高人给你指点其渊源流变；有的一点就透，比如日国指西班牙，这个只要不是第一天读近代史料的人，都可以看出来的；还有的颇费解，生僻至唯此一见，就是那种英文短语专有名称，用一串不着边的汉字译其大概读音。
但我觉得遗憾的是，王先生对那些理解起来不难的词（五－七章）仅是举出其“古老来历”，却没有追究一个更要紧的问题：是几时近人开始将这些古老的词语变出新义来的？比如吊诡，出自《庄子》，这在我们大陆学生看来，可能很多人都是先接触庄子的原话，再注意到港台学者用之指称paradox一词的，王先生的前辈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吊“音的，至也”，王先生没用此说，他的阐发仍然是让我们觉得这个词很“吊诡”。再比如“介绍”，王先生发现这个词原本都作“绍介”，他举了《战国策》的例子，但假如按照此书的体例，这些古老来历的词本义不见得和今义相同，那么他至少也应该、或更应该把《礼记·聘义》里出现的“介绍”一例文也列出来的（我是查汉语大词典软件知道的，不是真有学问，请勿崇拜）。
还有一些词，王先生知道一部分来历，话说得太绝对，显得不好兜圈子。举几个例子：三章中，“洋船”，王先生说：“洋船就是洋人之船”，“所有西洋商船俱称番舶”，这意思是说：鸦片战争前，洋人的船，叫作洋船，也都称为番舶。看似明白，但实际不确，以前翻赵翼的笔记，《檐曝杂记》卷四有“西洋船”一条，言“西洋船之长深广，见余所咏《番舶》诗”，再去看那首《番舶》诗，有“一载千婆兰”句，自注：番语三百斤为一婆兰。此非泰西权度单位。《宋史·食货志》云：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赵翼这里所咏的是巴斯商舶，即居东南亚一带的波斯祆教徒。实际在19世纪之前，欧洲人来华，坐的船很多是巴斯商舶。最早在南海登陆中国土地的葡萄牙人，还往往搭乘中国商人往返马六甲的“沙船”。一说起近代西方人就想到船坚炮利，那是至少1820年代以後的事。再比如“泰西水法”，明末人关注此物在于要用于农业灌溉，而乾隆看重它是为了给园林增添乐趣，是看了一本法国凡尔赛建筑画册所受的启发，之前呈现给康熙御览的樊守义《身见录》，即描绘过意大利古城的喷泉大水法，未受重视，这是爷儿俩皇上对洋玩意儿兴趣点不同所致。王先生此书未讲清楚明、清，康、乾之际的这些细微变化来。我觉得整理近代史料的人，最忌讳说，这是最早的，因为往往证明他说得不对。王先生对于晚清海外游记文献使用不足，“自来水”一条要是用上林鍼的《西海纪游草》中美国城市里的“沿开百里河源，四民资益”就好了。火轮车要是用上郭连城的《西游笔略》就好了，关于无政府主义，郭嵩焘、黎庶昌他们的游记好像也都有。假如都用上，至少这些“最早”、“第一”至少还可以提前个1、20年吧。王先生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似乎也不熟，故而对“新闻纸”、“轻气球”的考证明显缺乏功力，而梁廷枏那条我早看出来是从《东西洋考》里面摘来的了。此外还有一词两见的现象，足见整理旧稿也显得有点老态了。至于“烟士披里纯”（王先生偏偏考证“烟时披里纯”），王先生居然说最早见于1906年的马君武，实在是令人震骇了。
至于生僻到根本不能算是“典”，甚而不能算是“词”的几条音译，可惜又多是钱锺书先生的牙慧。在此不再议论了。还有一些我知道的，不能说，以後也去写本书卖钱好了。

读“全译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看前面的“译者说明”谈所谓版本问题，足发一噱。要是席某所举出的可以叫作版本，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普及本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梗概本就也可供以研究《西游记》的版本了。我以为更该受到注意的，对于一个要贡献全译本的人，不是在于版本，而是注本。第一是Bury编订并注释本，我见到有1896－1900年和1909－1914年的两种7卷本，1906－1907年的12卷本；第二是Guizot、Wenck、Schreiter和Hugo的四家注本，有1883－1886年的7卷本；第三是Milman注本。席代岳氏除了第三种，另外两种注本，至少没有提及，他的说明重视的是是卷数、精装平装、还有就是人家都删节了吉本原注。上次我抱怨的话招来仁人君子们的冷嘲，但我仍忍不住要他们告诉我：查理大帝如何建立了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Bellorum Deos如何译成“鹰帜”？西塞罗的名著Natura Deorum怎么就成了《论自然》？Cybele何时封为自然女神？昔尼加又名塞涅卡？Valerius Maximus何时写了一部《马克西穆皇帝传》？Proconsul怎么是“前执政官”，难道退职也是一种官位？谁允许你在译文中可以补注自己看好莱坞大片的感受，还有感慨清朝皇帝的儿子不读书？台式中文可以造出“无籍籍名”这样的成语，“充满过多的想”这样的文句，祖母、外祖母也可以混淆（123页）？至于语句不通、译名不符原文的琐细小节，我想就不必拿出来烦扰那些宽容大量、重视义理，却还没买也还没读的忠实读者们了吧。

中午收到全译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午饭至午休期间都在把翫摩挲。虽说图书馆借Gibbon此书很方便，且电脑里面储存了4、5种旧版本的扫描文件，但我和很多人一样，一直很希望有中文的译本。常见的商务名著节译本，错字连篇，有的甚至不成文句，如何与Gibbon之华辞妙句相配！这套全译本耳闻很久了，数年前就听说过台湾有位想当儒将的湖南籍人物席代岳氏，翻译了《凯撒战记》（此书已有），又在译这部巨著。2年前，友人在香港代我购书，原本打算买齐这套书，但价格太钜，就只好作罢。今年国内引进了简体字版，我在卓越以68折购得，总算了却“饱览”其全帙的愿望。
但开卷细看，第一眼就有大遗憾：译者说明中叙述体例，提到对原书注释的处理，竟擅行删除之能事，将标文献出处的注文和附希腊、拉丁原文的注文都略去了。这个问题，在译者看来不是问题，因为他觉得国内（岛内？）无书，读者不会介意，且懂希腊、拉丁文的人很少，留着也没人看。显然，这里面有其市场意识。但这也表明他并无诚意去贡献一个真正的全译本，在我心目中的全译本，不仅要不减少，还要增多内容，这增多的内容不是通常译书中见到的那种“雅典乃希腊之首都也”或“柏拉图，古希腊之著名哲学家”云云的普及性知识，而是将原书所呈现的整个语境尽量化为中文，在此，希腊、拉丁之原文不仅需要保留，而且至少应该简述其大意。（我个人从事的翻译，就在全力实现这一目的。另外，对征引文献的缩略题名，没有在检索或凡例中说明的，也要给予补充全名。）
即使退一步说，译者可因能力之有限而简化此类繁琐至极的工作，但绝对不该由此而偷懒，以致误解原文，导致译本不可信赖。席将军在译者说明最後一段颇自负地说：“对希腊罗马时代有关典章文物、制度轨范、政体结构，官吏职掌、军事组织和事件始末等，多方搜集资料，广泛涉猎古籍，自入军校求学即未间断，颇能自得其乐”。凭着之前翻阅《凯撒战记》的印象，我对他的译著很有好感，但这次展读，却不能维持住好感了。请看第一章第一个原注：Reimar本系Gibbon时代稍前时期之古典学者，他评注了Cassius之《罗马史》，何以译文变成了“迪翁·卡修斯的《雷玛评注》”呢？再看第3页，注3，“凯撒在《高卢战记》里隐瞒这种不光彩的动机，但是苏埃托尼乌斯曾经提到，说是不列颠珍珠的颜色黑黝暗淡无光，身价不高”。这真是可惜席将军对凯撒的博赡研究了，那Suetonius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中只是揭露了凯撒“不光彩的动机”（张竹明等人译文：“据说，他是为珠宝入侵不列颠的”，“他自觉这些事难以见人，因而不许把这项开支列入帐目”）。“不列颠珍珠的颜色黑黝暗淡无光，身价不高”，这段话是Gibbon讲的，中间还插了一个转折语气词，他的根据来自下文，即被高明的译者删去的Tacitus之《阿古利可拉传》第12节，即使去查一下英译本，相信也不是太困难的事吧（塔西陀此书1950年代就有北大马雍、傅正元二先生的雅致精妙的译文和注释，台湾难道现在还看不到）。再看第7页，注1，“迪翁·卡修斯提到，即使所有的史官都没记载，各种军功章、碑铭和纪念物上也都有哈德良在外巡视的记录”。即使没能看到原文的读者也会疑问：卡修斯怎么知道这些的？看过原文，就知道，这段话也不是出自卡修斯的《罗马史》，而是吉本的考察结论。
我想我不能再牢骚下去了，难道买中译本的目的在于督促我们绝望而去读原书么？虽然知识被翻译搞乱了，但我们不妨就放弃学术的严肃，在混扰如现世的书本中去寻些乐子去吧。译者纵然缺少诚意，却不能掩盖我们读者一厢情愿投入的热情吧。

此书有用的篇幅不超过30页，译者很细心，分辨出朱光潜先生旧译本漏译的两句话来，但学生腔、文艺腔太重，且模仿其师口吻太露痕迹。译注一篇柏拉图的次要对话，岂需要从头解释何为“经”，何为“文化”？译注之有用者亦多冗赘重复。玩词一语，不必儿化韵尾，或径直改作“翫词”似更妥洽。竖琴宜改译为“抱琴”。“科里班特巫师们”所附之希腊原文k後漏一o（译文、注文和“义疏”皆是）；Porphyry之人名，漏一r；因汇集英文注释，其中言20世纪北美的俚语one-bit-wonder，未能译出，何不以“一招鲜，吃遍天”当之。我以为解经面孔的“义疏”不如介绍一些西方古典学的考据，比如《伊翁》此篇，有人即谈535e处伊翁之自白，“每次我从台上往下看”，台，原文作βῆμα，而考古证明，前5世纪时之希腊剧场根本无此高台，故可推知其演出舞台为临时搭建者。而此书所译之注家似不重文献，如页48之注2，言提及Τύννιχος者仅有Porphyry一处，甚为失察。

　　

      我不和你談論詩藝
　　不和你談論那些糾纏不清的隱喻
　　請離開書房
　　我帶你去廣袤的田野走走
　　去看看遍處的幼苗
　　如何沉默地奮力生長
　　
　　我不和你談論人生
　　不和你談論那些深奧玄妙的思潮
　　請離開書房
　　我帶你去廣袤的田野走走
　　去撫觸清涼的河水
　　如何沉默地灌溉田地
　　
　　我不和你談論社會
　　不和你談論那些痛徹心肺的爭奪
　　請離開書房
　　我帶你去廣袤的田野走走
　　去探望一群一群的農人
　　如何沉默地揮汗耕作
　　
　　你久居鬧熱滾滾的都城
　　詩藝！人生呀！社會呀！
　　已爭辯了很多
　　
　　這是急於播種的春日
　　而你難得來鄉間
　　我帶你去廣袤的田野走走
　　去領略領略春風
　　如何溫柔的吹拂大地

这个专辑可在此下载

【前年写论文，先整理材料，偶尔有小小一发现，扩充为一篇文章，发表某刊。然而当时为完成学业之指标，导师推荐的刊物虽好，却找不到同道和同好。故删削之，节录部分要点，附于自己的园地。以待他人参考与批评。】

清季王锡祺所辑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不注出处，且自他书辑出者较多，另外析为子目，甚或追求简洁而作删削。初编第十二帙有一部《三洲游记》，作者佚名。艾周昌先生编注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断其作者为丁廉，言其人“以丹麦驻非洲亚德拉领事文案的身分，于1877年随游东非内陆”。并认为该行记对英德占领前的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作了生动真实的描写，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然小方壶斋所抄录的《三洲游记》另有所本。《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史部地理类：
《斐洲游记》四卷，上海中西书室本，英人施登莱Stanley撰，虚白斋主口译，邹翰飞笔述。……是书节译《寻见李文司敦记》之文，惟杜撰人物事实，改施登莱为麦领事，假定游记出华人手笔。原书面目全失，自有译本以来窜改原书之甚，莫有逾于是本者。
1870年代，西人津津乐道于一项非洲腹地探险活动，即亨利·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前往中非寻找失踪的大卫·列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的传奇故事。此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遂成就了斯坦利的功业名声。西方报刊杂志纷纷刊登载誉归来的斯坦利行状、照片和事迹，各个地理学会和大学也延请他去演讲。郭嵩焘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说：
伦敦《特力格讷茀》新报局与美国纽约之《赫拉尔得》新报局遣人探阿非利加中土，起自阿非利加之东曰桑希巴尔，经西出钢戈江，计程约万馀里，周历至三年之久。英人屡次游探不能入，至是始一览其全。……往探者五人，募土人二百为卫，挟枪戟以行，遇土番即与搏战。或不得食，饿数日，驰报海口领事官乃得食。……闻近始渡海至纽约。在阿非利加病毙者一人。大约十馀日内，必详其所阅历入之新报，亦一创闻也。
王韬比郭嵩焘更早些时候闻知列文斯敦与斯坦利的事迹，他在《瓮牖馀谈》有《李文通探地记》、《续记李文通事》二文，云列文斯敦“同治辛未，在南土之渥吉集，得遇美国人斯坦利，把臂欢然，恨相见晚”。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所提及的《斐洲游记》一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皆有庋藏，均为光绪庚子（1900年）上海中西书室铅印本，扉页标明“光绪庚子孟秋订”。页首有“英人施登莱像”，为木刻版画。这显然晚于小方壶斋本，然卷首有“徐汇虚白斋主”之序，云：
《斐洲游记》，施登莱作也。……某尝阅其记，见怪怪奇奇，良堪悦目，因逐渐口译，凂邹君翰飞，笔录而润色之，列入《益闻录》，阅一年始竟。编中有麦领事巴仲和等，俱假借之词，盖恐直陈无饰，读者易于生厌，故为此演说之文，以新眼界。若夫所述事迹，则言言从实，未失庐山真面，世之作卧游计者，此亦一助也夫。
邹翰飞，即邹弢（1850－1931），字翰飞，号瘦鹤词人、酒丐。无锡人。25岁中秀才。光绪六年（1880），旅居上海，先后任《申报》、《益闻录》、《瀛寰琐记》等报馆编辑。《益闻录》为一上海教会刊物，多刊载中外时事要闻，也发表一点诗词。邹弢1881年参与编务，这时《益闻录》为半周刊。今查上海图书馆藏《益闻录》，确知自1883年起开始连载《三洲游记》。
1883年8月初，《益闻录》第278号刊载《三洲游记小引》，云：
本馆近得西文《三洲笔记》一书，芸窗拨冗，披阅一周。觉书中所载人物风土之奇，莫名一状，因不揣固陋，译著是编，名曰《三洲游记》，三洲者，亚非利加、亚美利加、及欧罗巴洲也。其中除人名时日举皆借托外，馀俱实事求是，不尚子虚。虽叙事属辞未尽惬当，而茶馀酒畔，览一过亦堪长聪明、资学问。
既言是“本馆”的“著译”，已能证明邹弢参与其事为可信。此后在第279号开始连载正文，首期以《三洲游记》为题，嗣后俱标《续录三洲游记》，至1888年第736号方毕。通过对照《益闻录》、《斐洲游记》和小方壶斋本，其异同大致在于：1、《益闻录》本中出现的诗词书信，都不见于小方壶斋本，而《斐洲游记》则有之，文字偶有不同；2、小方壶斋本行文更简洁，《益闻录》文字与《斐洲游记》几近完全相同，《斐洲游记》处处讲求修辞润饰，实多陈辞滥调，如小方壶斋本记述麦西登在斐洲染疾病，仅以“销瘦剩骨”四字形容，而他本则作：“尪瘠殊恒，销瘦剩骨，真比来一病轻于燕，扶上雕鞍马不知也”；3、《益闻录》本、《斐洲游记》有一两处日记排日错误，而小方壶斋本则无，如光绪二年四月十二日，《益》、《斐》皆作“晚间风息，乘月而行。十三日，午后”云云，遂与下文十三日日记重。小方壶斋本则作“午后风息”，接叙他事。
《益闻录》发表文章往往不署作者（诗词除外），因此王锡祺也就说作者“阙名”，后来艾周昌编选《中非关系史文选》，参考了另外一种“上海书局石印本”，据此断言作者为丁廉，笔者未见此本，但估计是保留了书信，因为第二次刊载正文的《益闻录》第280号，在文末落款处署名“番禺丁雪田记”，而第313号（1883年12月5日）载有一封主人公写给家乡朋友的信，落款具名“丁廉”（《斐洲游记》本与之相同，而在小方壶斋本中则不见）。艾周昌所言“上海书局石印本”，想必是把主人公混淆为作者了。
因为是连载，断续维持了五年之久，向壁虚构起来难免有时间错误，王锡祺钞录时，改正了日期的矛盾，但是没注意年份变更的错误，即前文所说由光绪二年直接跨入四年，《斐洲游记》也没改正，可是下文丁廉为巴仲和所撰碑文却作“殁于光绪三年”云云，小方壶斋本删掉了碑文，若只留心非洲旅行部分的日记，自然会把光绪四年作为时间坐标点，而忽略与前文的矛盾。《斐洲游记》出版不久，顾燮光为徐维则补辑《东西学书录》时，曾著录此书，即云“坊间删改其书，名《三洲游记》，殊嫌割裂”，可以说判断大体无误，但是未明其中的曲折。
斯坦利曾经把如何发现列文斯敦的探险过程写成一书，名为How I Found Livingstone，即《续修四库提要》中所说的《寻见李文司敦记》，凡16章，附多幅地图。将地图与《三洲游记》对照，可以发现其行程地名大致相同，如黄米河（Wami River）、迦古罗山（Nguru Peak）、乌康达（Ugunda）、高高（Ugogo，艾周昌云Gogo）、乌苏古玛（Usukuma）、基高马（Kigoma）、基武盎（Kiwyeh）、打伽尼（Tongoni）等等，起始地点都是从桑给巴尔（Zanzibar）至罢迦毛（Bagamoyo）向西行进，并到达乌季季（Ujiji）地方，不久后折回桑给巴尔。还有书中人名也有相似者，斯坦利所雇佣的翻译名叫Selim，而《三洲游记》中所请的“通事”亦名色勒。然而若要仔细核对内容情节，则有很多地方不能统一，因为中文游记所叙过于泛泛，难以同斯坦利充斥了700多页的非洲部落语言音译和专业地理知识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考虑到晚清翻译者实际水平的不足，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三洲游记》的“作者”是通过多种间接资料组合嫁接，把西人的旅行文章移植在华人身上。否则，在斯坦利这一享誉世界的地理探险活动之后不久，即重复其人的道路，没理由一点风闻都不见记述的。
综上所言，过去学界所据信凿凿的小方壶斋本《三洲游记》，实为斯坦利著作的改写，其中保留了大略真实的地理风俗特征，使之一度成为中国人最早到达非洲腹地的证据。今可知其为伪作，即使更为翻译作品，其价值也不及《黑蛮风土记》、《李文司敦斐洲游记》之属。然而，尽管史料价值降低，这部作品在文学研究视野中的意义却可能会变得非常特殊和重要。樽本照雄先生编撰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就把《斐洲游记》作为小说作品来收录，说它“改成游记小说体裁，书中人名也都改成中国风人名”。此前已经有研究者指出，近代报刊系统（比如早期申报馆）已经具备种种现代新闻观念的潜质，但他们同时也在与传统文体进行对话，由此产生了一批与新闻生产密切关联的近代小说作品，本文所讨论的《三洲游记》，正也可以归入这一系列中去。
既然名为《三洲游记》，其本意即应如《益闻录》上刊载的《小引》所言，是在写完“斐洲游记”后还会再作出“墨洲游记”、“欧洲游记”来的。《益闻录》第736号所刊全文末尾，说“此卷特未赴任以前之日记也，赴任以后，又有笔记两卷，另订一册”（《三洲游记》无是文，《斐洲游记》末句作“另译订册”），或只可视为虚言。邹弢壮年时候对浮槎万里周游世界事颇为憧憬，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起有故人出洋，赞叹道：“十馀年需次无聊，一旦破浪乘风，竟酬远志，从此异邦人物，眼界一空，平生可以无憾”。1890年初，他的无锡同乡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诸国，途经上海，邹弢与之会面，示以《万国近政考略》稿，薛福成劝令随使出洋，“以亲老不能远游为虑”，遂未能成行。他晚年遭遇腿伤，贫病交加中回乡“待死”。关于四十馀年前虚构的那部非洲腹地旅行记，他似乎再也没有同别人提起过。

其一，Clemens Alexandrinus所作之Stromata，历来被译作杂著集、杂俎集等等，按杂俎之名，见于古之乐府，曰五杂俎，俎亦作组。《五杂组》、《酉阳杂俎》写法不同，其义似无分别。然杂俎杂组，俱谓祭肉之陈列也，类如俞平伯之《杂拌儿》用法。而stromata原文στρωματέως，本系指杂色布匹补缀所成之物，见此书原题，即κατὰ τὴν ἀληθῆ φιλοσοφίαν γνωστικῶν ὑπομνημάτων στρωματεῖς，意即“依真正的诺斯替哲学所作的论文集缀”【补：改作“依真正的知识（诺斯Gnosis）哲学所作的论文集缀”】，故译作《杂缀集》方为妥切。【补：五杂组之组，亦非杂俎之俎义，而取《尔雅》之义，见谢在杭同名书之原序，与杂缀之义同。】

其二，翻看“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Sextus Empiricus一册，且读且笑。未见有如此大规模滥译西学古典者。试举《批判学校教师》【πρὸς μαθηματικούς，原题意谓《论博学家》，此mathematicus非数学家之专名，而系指古时学校之教师】为例，何谓“循环学科”（页200）？以学究术语遮掩未明之原文本义者，莫过如此。查原文作ἐγκύκλια μαθήματα，ἐγκύκλος有“圆圜”之解，然在此须取其比喻义，谓日常的、普遍的也，故看似高深之“循环学科”，实则不过“日用科艺”之小道尔。下文言grammar分立三目，译者反未能以确切术语说之，余不敢强作解人，故另译Sandys旧说为是，即（1）为技艺目，包括语辞之学；（2）为考史目，包括神话、古史典故之学；（3）为笺注、考辨、校雠之目。

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规定很有趣，我借不回家的书有两种，一种是自己早有光盘的，比如四库系列；另一种是他们没有著录电脑的，置于库存本二库，里面真有些好书，令我彻底改变对学校的看法，有些是中文书，比如四部丛刊缩编本【不是线装，也不是那套後来重印的，是30年代的蓝色布面的硬装本】，有些是外文书，此前多见于北大的外文特藏开架部分【方志彤赠书】，可惜这些不准借阅的书蒙满了灰土，虫蠹蚀痕斑斑，有的就扔在了地上。我上周拎出一本loeb版的莎草纸文献诗歌卷，1942年版，却被管理员大惊小怪地喝斥说：这个是我们的特藏善本，解放前的外文书，怎么可以让你借出去，坐这儿看一看好了嘛。我思忖他们的意思，所谓特藏善本，大概和旁边古籍室的书是一样的，盖专供素蟫们所享用了。不过，图书馆值得歌颂的地方却更多，因为他们允许你借工具书【比如OCD，比如希英Lexicon，但常见的英语辞典却摆在工具书区不准拿走】回家，允许你借大型丛书【丛书集成各编、近代史料丛刊、几种笔记、小说丛书】，张鸿年他们的《波斯经典文库》，在北大图书馆中是被收入校友文库的，这里却可以随便借走。真是好。近来学校图书馆连续进了多种大型丛书，比如辑录广东馆藏的《清代稿钞本》第一辑、比如《全台文》、《全宋文》，比如影印北图的方志和档案资料，堆得满地是，都能外借。我推荐购买的《康有为全集》好像也即将上架了。
最近想看侦探小说，特别想把那套《午夜文库》翻阅一遍，但堆积的论文计划和申请课题表格太多了，翻译又进展缓慢，偶而睡觉前想起这些累人的事情，就彻底失眠。备课、讲课，是意义不大，却必须每周要认真做的事，突然发现这些年惯于走“旁门左道”，对于基本常识的理解却未必足够。课堂上讲给人家子弟去听，恍恍惚惚地竟然不知自己所云，偏偏这时看见宽容大度的台下先生、小姐们或作充耳不闻状，或作点头称是状，令我更感到莫名的荒诞与悲哀。
这里早已是春色无边的世界，每天听见楼下成群结队的青年们在球场上的欢呼，拍球的声音会持续到午夜。宋儒于生生景象中不肯折断杨柳树枝，为的是不伤“春之生气”，我想我也不要计较太多人家的事情了罢。

广西师大出版社去年出了“西方古典文丛”计划，目前问世的有一册《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是从英译本转译来的。买了许久，昨晚备课结束後拿出来换换脑筋。之前看到豆瓣上不少人在赞美这部书，故而阅读期望值较高。然粗读一过，甚觉不以为然。
理由是凡出新译本，当以胜过旧译本为责任。最近我看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一些译著，根本不提前面的译本。是不屑提，还是不能提，抑或根本不知道？比如《古希腊人的性与情》，系译自Licht之"Sittengeschichte Griechenlands"的英译本，此前已有辽教版之译本，题作《古希腊风化史》。新译本的煌煌诸君子，在译后记不仅不提前面的中译本，甚至连原来的德文原著也不提，只是就英译本书名展开议论，以为把Sexual life in Ancient Greece译成《古希腊人的性与情》“并不算离题太远”。实则王以铸先生早就说，sitten一语偏重指男女方面的社会风气问题。【故而嗣後Otto Kiefer仿其体例，又作"Kulturgeschichte Roms, unter besondere Beruecksichtigung der roemischen Sitten"也】书中以“吸血鬼”之名译古希腊之神怪，犯了时代谬误的老毛病，而以Aelian为阿里安【Arrian】，更是缺乏常识所致。译者不知有“拟曲”之名，硬造“密密安比”之音译，以充Mimiambi之谓。此外以作者名为著作名者，一书多个译名者，亦不鲜见。唯一好处是保留了很多原文和注释，比辽教本的译本更“象”学术著作了。
我看这些译者对西方古典文化真是充满了敬畏，不敢有丝毫的创辞和命意。《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亦是如此，译者後记中言，此书耗去他一年的工作馀暇时间，对于赫拉克利特这样的思想家，他朝夕相处也不觉得乏味。然而至少他也没有谈到有关赫氏残篇已有的汉译工作。且不谈体例详备、人人熟知的北大哲学系外哲室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就单说赫氏残篇的单行本，尚有屈万山氏主编的《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评注》（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一书。新译本所据之原著，以不可解为依据，删略原来D-K《前苏格拉底哲学残篇》蓃集的若干章节，而对于过去一直视为定说的训诂加以置疑，发覆良多【如残篇59之γραφέων，此前中译俱作“压榨器”，盖从西人之校雠，以为γναφέων或γναφῶν之误字也，此书则以疑古不如信古，以抄本原字为是；又如残篇81，谓毕答革剌斯是头号骗子，此前中译俱作雄辩教育的全部命题是屠杀的引导者，亦从Diels之旧说，而此书则改作毕氏之名，书後有其论据，似不足为凭；再如残篇46，亦与旧译之义完全不同，必当以此新译文为佳】，可知此书属于西方古典学术系统内之一新阶段成果，其阅读背景自有其学术史在，毋庸多言；而翻译此书入中国，留白之处需要补充的说明是很多的，不可因袭其简略而以为亦是读者尽知之事。
译者努力求文字贴合英译之“信”【比如残篇24、26】，而殆已忘记哲学语句的义理之“达”乎【比如说，残篇2，“许多人的生活却显示出他们拟对之各有私议”，就不如原来译本的“多不加理会地生活，如各有独到的智慧”来得明白。】然仅以英译为依据，亦不免生出误解，如残篇96，“尸体更适合于被抛弃而不是用来施肥”，此英文最後一词系名词，当译作“尸体比粪便更适合于被抛弃”；残篇101，“我研究自己”，当以我寻找过自己，我认知过自己为佳；又如残篇104，“为他们的老师而云集”，英文作take the throng for their teacher，意思是“以庸众为师”，此赫拉克利忒愤世之狂言也。译者偶尔在翻译过程中回忆起了一点哲学，遂有意更改英译，比如残篇108，英译本原无Logos一词，中译者看见了希腊原文，遂画蛇添足地译作“在我听过的所有逻各斯中”，其实这里无需升华至形上境界，就简单翻译成“在我听过的所有言辞中”即可【残篇39中之英译“account”一词亦翻错，应作“声望”为是】；而残篇31b，“同一比例”云云，反而倒该依照希腊文作“逻各斯”，译者却忘记自己的小聪明。
此外残篇14中“游荡于夜间的巫师”，此译文系来自英译文之“wandering wizards”，然书後之笺注未说明何以将希腊文原作句读隔开的两个词合译，中文旧译均作“夜游者”与“波斯教士”（magi），而“新入会者”亦不如从旧译，作“新入秘仪者”为佳；残篇15“为令人羞愧的部位唱颂歌”，此处英译以Clement原文之αἰδοίοισιν译作shameful parts，似是符合原旨，但我们想到基督教父也许转述上古作家的粗鄙字眼时不免加些道学的掩饰，因而反不如依旧译，径直作“唱阳具的颂歌”罢了。
我一直相信，人文学科毕竟不是美国的汽车公司，2008年产的一定胜过2007年的，2007年的一定胜过1907年，西人旧学绵密、新知深沉者代代皆有，不见得添入新资料，加入新理论，一切旧说就都不足道了。此赫氏残篇之新译注本，不外乎为Diels之故书添几个注脚罢了。我汉域之士，当此应考镜其源流，衡估其轻重，择要而译。徒然以几个新说辞，附会半部道德经，就奔走相告，以为是高贵之学问——试问此中有何高贵？不过是赫拉克利忒自己的那句话吧：愚人听闻任何言辞都会大惊小怪的。